賞析一
岳飛此詞,激勵著中華民族的愛國心。抗戰期間這首詞曲以其低沉但卻雄壯的歌音,感染了中華兒女。前四字,即司馬遷寫藺相如“怒髮上沖冠”的妙,表明這是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此仇此恨,因何愈思愈不可忍?正緣獨上高樓,自倚闌乾,縱目乾坤,俯仰六合,不禁熱血滿懷沸騰激昂。——而此時秋霖乍止,風澄煙淨,光景自佳,翻助鬱勃之懷,於是仰天長嘯,以抒此萬斛英雄壯志。著“瀟瀟雨歇”四字,筆致不肯一瀉直下,方見氣度淵靜,便知有異於狂夫叫囂之浮詞矣。開頭凌雲壯志,氣蓋山河,寫來氣勢磅礴。再接下去,倘是庸手,有意聳聽,必定搜尋劍拔弩張之文辭,以引動浮光掠影之耳目——而乃於是卻道出“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十四個字,真箇令人迥出意表,怎不為之拍案叫絕!此十四字,微微唱嘆,如見將軍撫膺自理半生悲緒,九曲剛腸,英雄正是多情人物,可為見證。功名是我所期,豈與塵土同輕;馳驅何足言苦,堪隨雲月共賞。(此功名即勳業義,因音律而用,宋詞屢見)試看此是何等胸襟,何等識見!過片前後,一片壯懷,噴薄傾吐:靖康之恥,指徽欽兩帝被擄,猶不得還;故下言臣子抱恨無窮,此是古代君臣觀念之必然反映,莫以現代之國家觀念解釋千年往事。此恨何時得解?功名已委於塵土,三十已去,至此,將軍自將上片歇拍處“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之痛語,說與天下人體會。沉痛之筆,字字擲地有聲!以下出奇語,寄壯懷,英雄忠憤氣概,凜凜猶若神明。蓋金人猖獗,荼毒中原,止畏岳家軍,不啻聞風喪膽,故自將軍而言,“匈奴”實不難滅,踏破“賀蘭”,黃龍直搗,並非誇飾自欺之大言也。“飢餐”、“渴飲”一聯微嫌合掌;然不如此亦不足以暢其情、盡其勢。未至有復沓之感者,以其中有真氣在。有論者設:賀蘭山在西北,與東北之黃龍府,千里萬里,有何交涉?那克敵制勝的抗金名臣老趙鼎,他作《花心動》詞,就說:“西北欃槍未滅,千萬鄉關,夢遙吳越。”那忠義慷慨寄敬胡銓的張元乾,他作《虞美人》詞,也說:“要斬樓蘭三尺劍,遺恨琵琶舊語!”這都是南宋初期的愛國詞作,他們說到金兵時,均用“西北”、“樓蘭”(漢之西域鄯善國,傅介子計斬樓蘭王,典出《漢書·西域傳》),可見岳飛用“賀蘭山”和“匈奴”,是無可非議的。“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滿腔忠憤,丹心碧血,傾出肺腑。即以文學家眼光論之,收拾全篇,神完氣足,無復毫髮遺憾,誦之令人神旺,令人起舞!然而岳飛頭未及白,金兵自陷困境,由於奸人讒害,宋皇朝自棄戰敗。“莫須有”千古奇冤,聞者發指,豈復可望眼見他率領十萬貔貅,與中原父老齊來朝拜天闕哉?悲夫。此種詞原不應以文字論長短,然即以文字論,亦當擊賞其筆力之沉厚,脈絡之條鬯,情致之深婉,皆不同凡響,倚聲而歌,乃振興中華之必修音樂藝術課也。
賞析二
《滿江紅》詞是否系岳飛所作?長期以來,人們都認為《滿江紅》這首詞的作者是宋代著名愛國將領岳飛。他在寫作《滿江紅》詞時,正是中原地區遭受女真奴隸主貴族的鐵騎踐踏和蹂躪的歲月。岳飛矢志抗金,執著地追求收復失地、報仇雪恥的壯志宏圖;他一生征戰,反對投降,代表了廣大人民的願望;他光明磊落、治學嚴肅,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傑出的軍事家和戰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潔奉公,把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發揚到一個高度,故《滿江紅》一詞,一直作為愛國主義的絕唱和岳飛本人的高風亮節一起在中國神州大地傳頌,很少有人懷疑《滿江紅》是偽作或託名之作。第一個對此提出懷疑的余嘉錫,他在《四庫提要辨證》中提出了兩點疑問;岳飛孫子岳珂所編《金倫粹編·家集》中沒有收錄這首詞,而岳珂在收集岳飛的文章時,曾是不遺餘力的,此集從編定到重刊,歷經31年,為何未收此詞?此其一。這首詞最早見於明徐階所編的《岳武穆遺文》,是根據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學副使趙寬所書岳墳詞碑收入的,趙寬亦未說所據何本,來歷不明。而且趙寬碑記中提及的岳飛另一首詩《送紫岩張先生北伐》經明人考證是偽作。在此之前,此詞亦不 見於宋元人的著述,為什么突然出現在明中葉以後?此其二。作者進一步考證:在明代,北方韃靼族倒常取道賀蘭山入侵甘、涼一帶,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將王越曾在賀蘭山抗擊韃靼,打了一個勝仗,因此,“踏破賀蘭山闕”,“在明代中葉實在是一句抗戰口號,在南宋是決不會有此的。” 繼余嘉錫之後,60年代後期,夏承燾也寫了一篇《岳飛<滿江紅>詞考辨》的文章,他除了贊同餘氏的懷疑外,又從詞的內容上找出了一個證據,即“賀蘭山闕”的地名所指問題。他認為岳飛伐金要直搗的黃龍府,在今吉林省境內,而賀蘭山卻在今內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時屬西夏,並非金國土地,此詞若真出岳飛之手,不應方向乖背如此?這是一。如果賀蘭山不同於前人泛稱邊塞的“玉門”、“天山”之類,其入於史書,始於北宋。唐宋人以賀蘭山入詩,都是實指,明中葉以後也是如此,若以泛指釋岳飛的“乖背”,似也不通。此為二。 1980年,海內外又掀起了討論這個問題的熱潮。如台灣《中國時報》發表了孫述宇的文章,再次對《滿江紅》的詞作者提出了疑問。他首先指出《滿江紅》詞中用了自己的事跡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雲和月”等等,是盡人皆知的材料,一個擬作者是很容易寫出這樣一首詞的。其次,他認為《滿江紅》詞的格調,與已證實的岳飛另一詞《小重山》風格迥異,前者慷慨激昂,英雄氣色橫溢,後者則是他多年征戰並受掣肘時惆悵心理的反映,相形之下,“《滿江紅》是一首有事跡、有心志,但沒有閱歷的詞”。 對此持不同意見的鄧廣銘、王起、李安等則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辯駁。鄧廣銘於1981年5月初著文指出,岳飛的《滿江紅》不是偽作。他認為:第一,岳霖、岳珂兩代人沒有蒐集到此詞,只能說明岳飛的後代在這方面有遺漏。據現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確有遺漏的實證。如《賓退錄》記載的岳飛的“雄氣堂堂貫鬥牛,誓將直節報君仇。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一詩,就不見於岳珂編的《家集》中,如果排除他們父子當時沒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斷定是假的,那么,這首詩如果又因為《賓退錄》的失傳後而出現在明人的著作中,就能對此懷疑嗎?此外,從《滿江紅》反映的思想內容來看,與岳飛其它詩文的內容是一致的。如“誓將直節報君仇,斬除頑惡還車駕”,正是“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的寫照,“不問登壇萬戶侯”,不就是“三十功名塵與土”的註腳嗎?又如《家集》中的一些題記,都是岳飛行軍作戰時隨時隨地記下來的,應是他當時真實內心的記錄。岳飛既然有《滿江紅》中體現的思想,又有作詩填詞的本事,為什么不能填詞抒懷呢?第二,關於《滿江紅》詞中“踏破賀蘭山闕”的地理位置所指問題,他認為“賀蘭山闕”是泛指而不是實指,與詞中的“胡虜肉”、“匈奴血”是指女真,而不是實指匈奴一樣,即指廣義的敵人。第三,如果《滿江紅》一詞的作者是王越,那為什么要嫁名於岳飛,而不誇耀自己的戰功呢?他寫的“踏破賀蘭山闕”是實寫,那么詞中的“靖康恥,猶未雪”句是可以泛寫的嗎?如果是“反映明人的地理形勢和時代意識”,那么,這樣的亡國事件是影射明朝的什么事體呢?如果撇開《滿江紅》一詞反映的整體思想,而糾纏在“賀蘭山闕”的地理位置上,似是難以令人信服的。李安則針對孫述宇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從史實和詞的內容對照看,“三十功名塵與土”,可知是在岳飛30歲或30歲前後有感而作。岳飛30歲時,正掌朝廷方面大權(公元1133年),“因責任重大,身被殊榮,感動深切,乃作成此 壯懷述志的《滿江紅》詞”;而岳飛20多歲從軍、30多歲時從九江奉旨入朝,“計其行程,足逾八千里”。與詞中“八千里路雲和月”之句同。岳飛30歲置司江州時“適逢秋季,當地多雨,故在詞中有‘瀟瀟雨歇’之句”。因此,《滿江紅》是岳飛“表達其本人真實感受於公元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於九江”。他還就《滿江紅》與《小重山》兩詞的格調問題作了探討,認為兩詞作於不同的時間,格調自然不同,不能以此非議作者。綜上所說,《滿江紅》詞到底是不是岳飛作的?論爭雙方都持之有據,很難統一。這場爭論還可能繼續深入下去。不過,爭論的雙方都比較一致地肯定這首詞的思想價值和歷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