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安春雨初霽
《臨安春雨初霽》譯文
近年來做官的興味淡淡的像一層薄紗，誰又讓我乘馬來到京都作客沾染繁華？住在小樓聽盡了一夜的春雨淅瀝滴答，清早會聽到小巷深處在一聲聲叫賣杏花。鋪開小紙從容地斜寫行行草草，字字有章法，晴日窗前細細地煮水、沏茶、撇沫，試著品名茶。呵，不要嘆息那京都的塵土會弄髒潔白的衣衫，清明時節還來得及回到鏡湖邊的山陰故家。
《臨安春雨初霽》註釋
⑴霽（jì）：雨後或雪後轉晴。⑵世味：人世滋味；社會人情。⑶客：客居。⑷京華：京城之美稱。因京城是文物、人才匯集之地，故稱。⑸深巷：很長的巷道。⑹明朝（zhāo）：明日早晨。⑺矮紙：短紙、小紙。⑻斜行：傾斜的行列。⑼草：指草書。⑽晴窗：明亮的窗戶。⑾細乳：徹茶時水面呈白色的小泡沫。⑿分茶：宋元時煎茶之法。注湯後用箸攪茶乳，使湯水波紋幻變成種種形狀。⒀素衣：原指白色的衣服，這裡用作代稱。是人對自己的謙稱（類似於“素士”）。⒁風塵嘆：因風塵而嘆息。暗指不必擔心京城的不良風氣會污染自己的品質。
《臨安春雨初霽》賞析
賞析一
如果掩去作者的名字，讀這首《臨安春雨初霽》，也許會以為它並不是出自“鐵馬金戈”、“氣吞殘虜”的陸放翁之手。中雖然有杏花般的春色，卻更隱含著“世味薄似紗”的感傷之情和“閒作草”“戲分茶”的無聊之緒。這是與高唱著“為國戍輪台”而“一身報國”的陸游的雄奇悲壯的風格特徵很不一致的。自淳熙五年孝宗召見了陸游以來，他並未得到重用，只是在福建、江西做了兩任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家後五年，更是遠離政界，但對於政治舞台上的傾軋變幻，對於世態炎涼，他是體會得更深了。所以詩的開頭就用了一個獨具易動的巧譬，感嘆世態人情薄得就象半透明的紗。於是首聯開口就言“世味”之“薄”，並驚問“誰令騎馬客京華”。陸游時年已六十二歲，不僅長期宦海沉浮，而且壯志未酬，又兼個人生活的種種不幸，這位命途坎坷的老人發出悲嘆，說出對世態炎涼的內心感受。這種悲嘆也許在別人身上是無可疑問的，而對於“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台”的陸游來說，卻顯得不盡合乎情理。此奉詔入京，被任命為嚴州知州。對於一生奮鬥不息、始終矢志不渝地實現自己的報國理想的陸游來說，授之以權，使之報國有門，竟會引起他“誰”的疑問。頷聯點出“詩眼”，也是陸游的名句，語言清新雋永。詩人隻身住在小樓上，徹夜聽著春雨的淅瀝；次日清晨，深幽的小巷中傳來了叫賣杏花的聲音，告訴人們春已深了。綿綿的春雨，由詩人的聽覺中寫出；而淡盪的春光，則在賣花聲里透出。寫得形象而有深致。傳說這兩句詩後來傳入宮中，深為孝宗所稱賞，可見一時傳誦之廣。歷來評此詩的人都以為這兩句細緻貼切，描繪了一幅明艷生動的春光圖，但沒有注意到它在全詩中的作用不僅在於刻劃春光，而是與前後詩意渾然一體的。其實，“小樓一夜聽春雨”，正是說綿綿春雨如愁人的思緒。在讀這一句詩時，對“一夜”兩字不可輕輕放過，它正暗示了詩人一夜未曾入睡，國事家愁，伴著這雨聲而湧上了眉間心頭李商隱的“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是以枯荷聽雨暗寓懷友之相思。陸游這裡寫得更為含蓄深蘊，他雖然用了比較明快的字眼，但用意還是要表達自己的鬱悶與惆悵，而且正是用明媚的春光作為背景，才與自己落寞情懷構成了鮮明的對照。接下去的頸聯就道出了他的這種心情。在這明艷的春光中，詩人只能做的是“矮紙斜行閒作草”，陸游擅長行草，從現存的陸游手跡看，他的行草疏朗有致，風韻瀟灑。這一句實是暗用了張芝的典故。據說張芝擅草書，但平時都寫楷字，人問其故，回答說，“匆匆不暇草書”，意即寫草書太花時間，所以沒功夫寫。陸遊客居京華，閒極無聊，所以以草書消遣。因為是小雨初霽，所以說“晴窗”，“細乳戲分茶”這裡就是品茶、玩茶道。無事而作草書，晴窗下品著清茗，表面上看，是極閒適恬靜的境界，然而在這背後，正藏著詩人無限的感慨與牢騷。陸游素來有為國家作一番轟轟烈烈事業的宏願，而嚴州知府的職位本與他的素志不合，何況覲見一次皇帝，不知要在客舍中等待多久！國家正是多事之秋，而詩人卻在以作書品茶消磨時光，真是無聊而可悲！於是再也捺不住心頭的怨憤，寫下了結尾兩句。尾聯雖不像古人抱怨“素衣化為緇”（陸機作《為顧彥先贈好》：“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但這聯不僅道出了羈旅風霜之苦，又寓有京中惡濁，久居為其所化的意思。詩人聲稱清明不遠，應早日回家，而不願在所謂“人間天堂”的江南臨安久留。詩人應召入京，卻只匆匆一過，便拂袖而去。陸游這裡反用其意，其實是自我解嘲。在陸游的眾多著名詩篇中，有壯懷激烈的愛國憂民之作，如《關山月》、《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有寄夢抒懷、悲憤淒切之作，如《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這些詩不是直抒胸臆，痛切陳詞，就是筆墨縱橫，撫古思今，都是雄壯的大氣磅礴之作；作者也有優美淳樸的鄉村生活描寫，如《游山西村》；也有緬懷愛情、追思往日幸福的傷感之作，如《沈園》。等等這些，都與《臨安春雨初霽》極不相似。《臨安春雨初霽》沒有豪唱，也沒有悲鳴，沒有憤憤之詩，也沒有盈盈酸淚，有的只是結腸難解的鬱悶和淡淡然的一聲輕嘆，“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嚴酷的現實，使他不得不對朝廷對皇帝，對人生對社會作出一些陰暗的結論。與他的許多寄夢詩不一樣，在深夜，萬籟俱寂時，作者眼前沒有現實生活的情景攪擾，可以對著曠遠的星空和雨夜任意地幻想，說任何放言達詞。而身在繁榮帝都，作者卻身不由己。臨安城雖然春色明媚，但官僚們偏安一隅，忘報國讎，粉飾太平。作者是時刻清醒的，他在表面的昇平氣象和繁榮面貌中看到了世人的麻木、朝廷的昏聵，想到了自己未酬的壯志。但他既不能高唱，又無法托情夢，只好借春色說愁緒，把春天寫成了無情之物。可以說《臨安春雨初霽》反映了作者內心世界的另一方面，作者除了在戰場上、幕帳中和夜空下高唱報國之外，偶爾也有惆悵徘徊的時候。在幾乎同時所作的《書憤》中，作者就截然不同地表現了一貫的豪情。《書憤》在一定意義上是作者對自己悲壯一生的總結。“早歲那知世事艱”，卻終有膽量說“千載誰堪伯仲間”，把一生留給歷史公斷。《臨安春雨初霽》、《書憤》的比較可以顯現出詩人感情思想的一個短時期的反覆。陸游畢竟是陸游，他不會永久地停留在“閒”“戲”之上的。不久後他在嚴州任上，仍堅持抗金，並且付諸行動，表達於詩文，終於又被以“嘲詠風月”的罪名罷官。他的綿綿“杏花春雨”，在《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中，發展成了“鐵馬冰河入夢來”的疾風暴雨。一個詩人的性格是複雜的，一個始終剛強不屈、矢志不渝的烈士，也難免間或惆悵抑鬱。這種抑鬱惆悵與其雄奇悲壯並不矛盾。唯其抑鬱惆悵得苦不堪言，才有更強烈的情懷的噴發。詩中一開頭就道“世味薄似紗”，正是作者對現實的否定，也體現出作者的剛直氣節。詩末拂袖而去，也是詩人對浮華帝都的不屑。因此，透過原詩的表面，依稀仍可看見一個威武不屈的形象，這個形象才是作者真正的一貫的自己。賞析二
陸游的這首《臨安春雨初霽》寫於淳熙十三年（1186），此時他已六十二歲，在家鄉山陰（今浙江紹興）賦閒了五年。詩人少年時的意氣風發與壯年時的裘馬清狂，都隨著歲月的流逝一去不返了。雖然他光復中原的壯志未表，但對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的軟弱與黑暗，是日益見得明白了。這一年春天，陸游又被起用為嚴州知府，赴任之前，先到臨安（今浙江杭州）去覲見皇帝，住在西湖邊上的客棧里聽候召見，在百無聊賴中，寫下了這首廣泛傳誦的名作。自淳熙五年李宗召見了陸游以來，他並未得到重用，只是在福建、江西做了兩任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家後五年，更是遠離政界，但對於政治舞台上的傾軋變幻，對於世態炎涼，他是體會得更深了。所以詩的開頭就用了一個獨具易動的巧譬，感嘆世態人情薄得就象半透明的紗。世情既然如此淺薄，何必出來做官？所以下句說：為什么騎了馬到京城裡來，過這客居寂寞與無聊的生活呢？“小樓”一聯是陸游的名句，語言清新雋永。詩人隻身住在小樓上，徹夜聽著春雨的淅瀝；次日清晨，深幽的小巷中傳來了叫賣杏花的聲音，告訴人們春已深了。綿綿的春雨，由詩人的聽覺中寫出；而淡盪的春光，則在賣花聲里透出。寫得形象而有深致。傳說這兩句詩後來傳入宮中，深為孝宗所稱賞，可見一時傳誦之廣。歷來評此詩的人都以為這兩句細緻貼切，描繪了一幅明艷生動的春光圖，但沒有注意到它在全詩中的作用不僅在於刻劃春光，而是與前後詩意渾然一體的。其實，“小樓一夜聽春雨”，正是說綿綿春雨如愁人的思緒。在讀這一句詩時，對“一夜”兩字不可輕輕放過，它正暗示了詩人一夜未曾入睡，國事家愁，伴著這雨聲而湧上了眉間心頭。李商隱的“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是以枯荷聽雨暗寓懷友之相思。陸游這裡寫得更為含蓄深蘊，他雖然用了比較明快的字眼，但用意還是要表達自己的鬱悶與惆悵，而且正是用明媚的春光作為背景，才與自己落寞情懷構成了鮮明的對照。在這明艷的春光中，詩人在作什么呢？於是有了五六兩句。“矮紙”就是短紙、小紙，“草”就是草書。陸游擅長行草，從現存的陸游手跡看，他的行草疏朗有致，風韻瀟灑。這一句實是暗用了張芝的典故。據說張芝擅草書，但平時都寫楷字，人問其故，回答說，“匆匆不暇草書”，意即寫草書太花時間，所以沒功夫寫。陸遊客居京華，閒極無聊，所以以草書消遣。因為是小雨初霽，所以說“晴窗”，“細乳”即是徹茶時水面呈白色的小泡沫。“分茶”指鑑別茶的等級，這裡就是品茶的意思。無事而作草書，晴窗下品著清茗，表面上看，是極閒適恬靜的境界，然而在這背後，正藏著詩人無限的感慨與牢騷。陸游素來有為國家作一番轟轟烈烈事業的宏願，而嚴州知府的職位本與他的素志不合，何況覲見一次皇帝，不知要在客舍中等待多久！國家正是多事之秋，而持人卻在以作書品茶消磨時光，真是無聊而可悲！於是再也捺不住心頭的怨憤，寫下了結尾兩句。 陸機的《為顧彥先贈婦》詩中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淄”，不僅指羈旅風霜之苦，又寓有京中惡濁，久居為其所化的意思。陸游這裡反用其意，其實是自我解嘲。“莫起風塵嘆”，是因為不等到清明就可以回家了，然回家本非詩人之願。《臨安春雨初霽》作者陸游簡介
陸游（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漢族，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南宋著名詩人。少時受家庭愛國思想薰陶，高宗時應禮部試，為秦檜所黜。孝宗時賜進士出身。中年入蜀，投身軍旅生活，官至寶章閣待制。晚年退居家鄉。其一生筆耕不輟，今存九千多首，內容極為豐富。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並稱“宋代四大詩人”，又與楊萬里、范成大、尤袤合稱“南宋四大家”。著有《劍南詩稿》、《渭南文集》、《南唐書》、《老學庵筆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