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小令從唐女劉采春《囉嗊曲》“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的絕句脫化,也穿插了《囉嗊曲》“莫作商人婦”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的意境。但較原來看,“閨怨”的含意更為顯豁。“悔作”、“當逢”,口吻如生,表現出散曲小令開門見山的直露本色。“閨怨”的前提多為夫君別離遠出,唐詩往往將這種前提加以隱掩或推衍。除上舉的《囉嗊曲》外,如張潮《江南行》:“茨菰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其妙味如前人所評:“意其遠行,卻在近處。總以行蹤無定。”看來恰恰同《囉嗊曲》的“意其近行,卻在遠處”反了個向。不過要讓讀者一覽即領悟卻不容易,可見唐詩是過於偏重含蓄了。徐再思改詩為曲的原因,可能就是為了化含蓄為顯露,當然也有別的因素。唐韓偓《偶見》:“鞦韆打困解羅裙,指點醍醐索一尊。見客人來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門。”不怎么知名;而李清照化用其意作成的《點絳唇》鞦韆詞,“見有人來,襪劃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云云,卻為人傳誦。可見奪胎前人成作,也不失為出新的一途。原詩的薄情夫君“只道往桐廬”。桐廬在富春江中游,唐方乾《思江南》:“夜來有夢登歸路,不到桐廬已及明。”看來唐代桐廬為一交通中心。曲中改成了“別時只說到東吳”。東吳的指謂說法不一,據周祁《名義考》,元明時習以蘇州為東吳、湖州為中吳、潤州為西吳,蘇州在元代確實是繁榮的商業城市。這也說明曲作者不是簡單地模仿照搬,而是根據元代的實際情形更改了“閨怨”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