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詩可分為四段。每段都是以“笑矣乎”開頭。第一段,詩人化用漢代童謠。“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來諷刺是非錯位、黑自顛倒的醜惡社會現實。接著舉了戰國時張儀、蘇秦的例子來說明“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的現象。張儀和蘇秦是戰國時有名的縱橫家。他們憑著三寸不爛之舌,權詐之術,取得了人主的信任。張儀曾作過秦國的丞相,而蘇秦卻能佩六國相印,成了縱約長。他們都憑著“曲如鉤”的本領,成了顯赫一時的權貴。如果他抱誠守直,老老實實在家種地的話,說不定他們早就餓死在道邊了李白的這些詩句,借古諷今,旨在揭露當時國君昏聵,才使得象張儀、蘇秦那樣朝秦暮楚、反覆無常的小人,一個個受寵得勢,而象自己守直不阿的人,卻只能作階下囚了。由於李白自己將社會看透了,認為不值得為統治者賣命賣力,思想反轉為出世。第二段就寫出了這種思想的轉變。“君不見”四句,借用《楚辭·漁父》的典故,先寫那位“避世隱身” 、“欣然自樂”的漁父,後寫抱直守忠的屈原。屈原被楚王放逐,行吟澤畔,遇到了隱者漁父。漁父勸他和光同塵,與世推移,而屈原要堅守正義,正道直行,不願“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寧赴湘流,葬身子魚腹之中,也不願“以皓皓之自,而蒙世之塵埃。”漁父聽完後:“蕘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君足’。遂去,不復言。”李白在這裡以調侃的口氣,表面上是奚落屈原“平生不解謀此身,虛作《離騷》遣人讀”,其實骨子裡是對現實社會的冷嘲熱諷。在“曲如鉤”的社會裡,正直如屈原的人,是沒有立足之地的。還不如學滄浪老人,“避世隱身”為好。第三段,詩人運用豫讓、屈平、巢父、許由、伯夷、叔齊等古人以不同方式求得“身後名”,深入展開議論。屈平自投汨羅,博得“以身殉國”的美名。豫讓,春秋時晉國人,為智伯多次行刺趙襄子未遂而自殺,成為歷史上著名的“刺客”。巢父和許由為古代著名隱者,傳說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聽後,認為有污自己的耳朵,便逃到穎水邊洗耳,當時,巢父正牽犢飲於下流,就責怪許由污其犢口,遂牽犢到上游。伯夷、叔齊為殷朝末年孤竹國君之子,武王伐紂之後,不食周粟而餓死,被孔子稱為“古之仁人”。但是,詩人認為這些古人都是為“愛身後名”的奴役,不如“我愛眼前酒”。這箇中的妙理在於“飲酒眼前樂”是實實在在的,“身後虛名”則不是。“男兒窮通”自有機遇,不必強求,即使求得“身後名”,死後人們彎腰向你禮拜,你也不知道了。這一“虛”一“實”的反差,正是李白的牢騷話。“自古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李白《將進酒》)詩人正是以這種驚世駭俗的牢騷話博得千古美名。詩人借用猛虎不屑一顧案頭肉和洪爐不熔鑄囊中小錐進行類比反襯,表現自己不汲汲於“身後名”的傲骨和大志,嘲笑那些貪圖靠“身後名”者不過是些心底狹窄之輩!最後一段,又以寧武子和朱買臣宕起一筆。寧武子,即寧戚,春秋齊人,有奇才,隱於商旅,齊桓公夜出巡訪,他正在餵牛,並擊牛角而歌唱,桓公聞而奇之,委以重任。朱買臣,西漢人,家貧,以賣柴為生,好讀書,能朗誦《楚辭》,後被漢武帝徵用。詩人用這兩個古人的事跡,旨在說明窮通有時,應該順其自然,從而嘲諷那些被“曲如鉤”者迷惑了心竅的當權者,即是遇到寧、朱二人,也不會了解他們,他們也只好去佯狂避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