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詩作於大曆二年(767)。作者(時任道州刺史)因軍事詣長沙都督府,返回道州(今湖南道縣西)途中,逢春水大發,船行困難,於是作詩五首,“令舟子唱之,蓋以取適道路雲。”(詩序)“欸乃”為棹聲。“欸乃曲”猶船歌。從長沙還道州,本屬逆水,又遇江水上漲,怎么能說“宜夜行”呢?這樣寫,是正因為實際情況不便行舟,才需要努力和樂觀的緣故。詩的前兩句將二月湘江之夜寫得平和美好,“春水平”寫出了江面的開闊,“和風”寫出了春風的和煦,“滿月”寫出月色的明朗。詩句洋溢著樂觀精神,深得民歌之神髓。三、四句是詩人信手拈來一件行船途遇之事,做入詩中:當槳聲伴著歌聲的節拍,行駛近平陽戍(在衡陽以南)時,突然傳來高聲喝問,打斷了船歌:原來是戍守的官吏在喝問姓名。如此美好、富於詩意的夜裡,半路“殺”出一個“守吏”,還不大殺風景么?本來應該聽到月下驚鳥的啼鳴,遠村的犬吠,那才有詩意呢。前人也一直是這樣寫的,但此詩一反前人老套,另闢新境。“守吏相呼問姓名”,這個平凡的細節散發著濃郁的時代生活氣息。在大曆年間,天下早不是“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那般太平了。元結做道州刺史便是在“州小經亂亡”(《舂陵行》)之後。春江月夜行船,遇到關卡和喝問,破壞了境界的和諧,正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特徵。其次,這一情節也寫出了夜行船途中異樣的感受。靜夜裡傳來守吏的喝問,並不會使當時的行人意外和愕然,反倒有一種安全感。當船被發放通行,結束了一程,開始了新的一程,乘客與船夫都會有一種似憂如喜的感受。可見後兩句不但意味豐富,而且新鮮。這才是元結此詩獨到之處。這樣的詩句是即興式的,似乎得來全不費工夫。但敢於把前所未有的情景入詩,卻非有創新的勇氣不可。和任何創造一樣,詩永遠需要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