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這首長,主要以三位古代聖賢的事跡構作而成。詩人借古抒懷、以典述志,明晰地表達出詩人仕途“窮達”觀,含蓄地透露出詩人晚年的悲愁幽恨。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一般尤為仕人遵奉的信條,李白亦不例外。這首詩中以傅說和伊尹兩典來寫“達”。要“達”,一要仕人必須是一個人才,是池中之“龍”,要發聖賢之光,懷聖賢之德,具“佐皇極”之才能;要“達”,二要君主必須慧眼識賢才。殷高宗思賢若渴,夢得聖人,遍訪天下,終於在從事築牆勞動的努力中找到了賢相傅說;伊尹不過是商湯妻有莘氏的奴隸,又當過廚子,商湯卻不嫌其地位低賤,委以相位。這樣,“達”者就能“兼濟天下”,一展宏圖。殷商時期不被人理解的傅說曾運籌帷幄,大興殷室,死後亦化為天上星宿,他確是古來聖賢璀璨星群中的佼佼者。伊尹的治績更為輝煌,他助湯攻擊夏桀,又歷佐卜丙、仲壬兩王,當太甲無道時,他果斷地將其放逐於桐宮,自己攝政,直至三年後太甲悔過修道,才復其帝位,忠心輔助。這種政績,不由得使詩人無限虔誠地吟出了“曠哉至人心,萬古可為則”的讚美。由此可見,“達”既是有才、適才、用才、成才的過程,又是君臣相悅、共治國政的過程。因此,“達”成了有為仕人、賢才政治上的最高理想。第三個孔子的典故是寫“窮”。時世乘謬,運命不濟,聖賢仲尼也無可奈何。孔子一生奔走於衛、陳、齊、楚等列國間,四處碰壁。他自衛入晉,聞趙簡子殺二賢臣,曾感慨賢才求仕五路。他也曾登魯國龜山,作《孔子龜山操》,視季桓子若龜山之蔽魯,深感自己手無權柄,仕途窘窮,無法實現三代仁政,不得已而歸來牑下,厄而著《春秋》。詩中三個典故均舉名相大賢的事例,分析仕途甘苦,發窮達之論。詩中大部分篇幅寫古時賢達者的豐功偉績,表現了詩人對他們的艷羨、讚美和自身“懷才不遇”的感慨;而在孔子的典故中既對聖賢大德的儒家鼻祖一生窘窮寄於同情,還為自己與之類似的“窮”途末路悲憤不已。詩人所以舉孔子為仕“窮”的例子,還因為孔子明知理想難以實現,仍“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追求從政理想的精神與自己產生了共鳴。綜上所述,李白的仕途“窮達”觀以“達”——入世濟民為核心的,他的憂喜備份由此而來,他的進步、偉大也由此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