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六句,以景托情,情景交隔,渲染出籠罩天地的巨大悲愁。“十月河洲”,景物蕭條,托出人心境的悲涼、前途的黯淡,因此有“歸歟”之思。三、四句進一步渲染這種“慘”景:狂風的呼嘯使氣氛更添嚴酷悽慘,暴雨大雪使天地黯然,故“歸思”雖切,卻不知“胡為”?“迷所至”,表現進退維谷之狀。“浩哉”的強烈感嘆,不僅是嚴酷景象的渾浩無邊,也是指悲愁之情的混茫無盡。緊接著十二句,以“緬懷”(即遙想)二字將人們引向京城,把自己西遊長安所見的“當途者”(指權貴)們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一展示出來,進一步反襯“我輩”的倉惶失路:權貴們人數眾多,名聲顯赫,如在“雲霄”,是不肯變“更”困頓之士(即“淪躓”)的悲慘處境的。他們以“燕樂”高奏,“車騎”如雲,交遊何其貴盛;“美人”如荷,幽房飄香,生活何其淫逸,獸形火炭陳於“金爐”,眉飛色舞“談笑”得意,姿態何其驕矜!這一幅幅生活圖景的生動刻畫,使對權貴們的腐敗生活揭露程度更為深廣,愈益猛烈。筆勢至此突轉,以“豈論草澤中,有此枯槁士”的鮮明對比,以義憤之情揭露社會的黑暗污濁。最後八句,回應“贈崔二”的題意,傾訴胸中的不平。前四句中,先說我慚愧的是無經世濟民之策,故早就自甘沉淪,接著以一個有力的反詰,寫崔二有“縱橫”之才,卻還是與自己一樣同處“憔悴”境地的事實,進而揭露當時社會對有識之士的普遍壓抑。至此可知,前面的自慚自棄,乃是正言反說,以退為進,恰恰說明自己“永願拯芻蕘”的理想無法實現,內心悲憤無法排遣。接著思緒再一轉折:企圖“長歌”一曲,以抒其憤,誰料反增鬱悶;再以酒解愁吧,卻不能一醉,反而倍添憂愁。故最後兩句,只好以“窮達自有時,夫子莫下淚”的勸慰,流露出自己安於時命,無可奈何的複雜心情。這八句抒情,幾經轉折迴旋,情愈遣愈烈,把主人公愁思百結,痛苦萬狀的悲慨之情表現得淋漓盡致。詩人二十歲曾西遊長安求仕,失意而歸。北游薊門,“時事多謬”,內心極為憤懣不平,故借與崔二贈答之際,深刻揭露了當時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正直之士長期沉淪的悲慘遭遇,盡情地發泄了一腔鬱勃悲慨之情,把“開元盛世”的黑暗面暴露無遺。在開元詩壇上,他針砭時弊的大膽尖銳是空前的。詩歌以景托情起,渲染出深廣濃烈的悲涼之氣。再以鋪陳之法揭露“當途者”的驕奢淫逸,真切生動,最後以迴旋婉轉的筆法,波瀾層生,峰巒迭起,將自己深沉的悲憤推向高潮。其中還多用尖銳的對比,不著議論,說服力和感染力極強。而且對比之處,多用反詰的語氣推出,就使感情的力度更強,增加了激昂頓挫之勢。這種抒情的悲嘆和對當時社會關係的憤怒抗議,使他的創作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傾向,除了雄壯豪放的風格外,還有“沉鬱悲涼”的一面,而且“其沉雄直不減杜甫”(葉燮《原詩》卷四)。這種特點,也使他的邊塞詩,表現出對將帥無能的尖銳揭露和對士卒的深刻同情,在邊塞詩人中獨樹一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