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夏行》與《長干行》寫的是同類題材,同樣採用女子口吻的代言體形式,兩個女主人公的遭遇則有同異。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經商,她的悽苦較多,而幸福的回憶卻較少。江夏女子與丈夫的結合,感情基礎較之長干女夫婦似乎薄弱得多。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嚮往愛情幾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為言嫁夫婿,得免長相思”,不免把愛情問題看得太簡單,她還不知道“負心漢”的含義,就委身商賈。殊不如商賈的生活方式特點之一是流動性大,根本不可能“白頭不相離”的。她所委身的這男子,似乎較其他商賈更為重利輕別:“自從為夫妻,何曾在鄉土”;“東家西舍同時發,北去南來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個音書能斷絕。”他的去處是揚州,乃是大都會,溫柔富貴之鄉。同去的人都還知道有個家,唯獨他不回來。於是江夏女子痛苦得發瘋,心理上發生了變態。她妒嫉一切少婦:“正見當壚女,紅妝二八年。一種為人妻,獨自多悲悽。”她痛悔昨日的輕信:“悔作商人婦,青春長別離。”由此看來 李白筆下的婦女題材絕非千篇一律,婦女問題在大人筆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與《長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詩較前詩比興為少,賦法為主,又運用了五、七言相間的形式,音節上更見靈活多致。不過,大約是即興創作,較少文字推敲,此詩比《長干行》出語稍易,腔調稍滑,不免在藝術上略遜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