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論
[作者] 蘇軾 [朝代] 宋代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沖，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晁錯論》註釋
天下的禍患，最不好辦的，是表面上太平無事，但實際上卻有無法預料的隱患。坐在那裡看著事情在變化，卻不想辦法去解決，恐怕事情就會發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但一開始就用強制的手段去處理，那么天下的人由於習慣太平安逸，就不會相信我們。只有那些仁人君子傑出人物，才能挺身而出為天下的人去承擔大難，以求建立偉大的功業。這當然不是在短時期內由那些只圖求名的人所能做到的。 天下太平，無緣無故挑起大難的開頭，我能挑起它，我也要能收拾它，然後才有言辭向天下的人交代。如果事到臨頭，卻想慢慢避開它，讓別人來承擔責任，那么天下的禍患必然集中在自己身上。 從前 竭盡忠心為漢朝出力，謀劃削弱山東諸侯的勢力。山東諸侯聯合起兵，借誅殺晁錯的名義反叛朝廷。但是皇帝不能明察，就殺了晁錯來向諸侯解釋。天下的人都悲嘆晁錯因為盡忠朝廷而遭殺身之禍，卻不知晁錯也有自取其禍的原因。 古時候能夠建立大功業的人，不只具有超出一般的才能，還必須有堅忍不拔的意志。從前大禹治水，鑿開龍門堤口，疏通大河，讓水流進大海。當他的功業尚未完成的時候，也有堤壩潰決和洪水橫衝直闖的可怕災難。只因為他事先估計到這種必然性，事情來了並不驚慌，而是從容不迫地規劃解決，所以最後獲得了成功。 七國諸侯那樣強盛，卻要一下子削弱它們，他們起來叛亂有什么奇怪的呢？晁錯不在這個時候獻出自己的全部身心，替天下人做抵擋大難的先鋒，控制吳、楚等國的命運，卻為保全自己著想，想使皇帝親自帶兵出征，自己在後方防守。那么試問，挑動七國叛亂的是誰呢？自己想求得名譽，又怎能逃避禍患呢？因為親自帶兵出征極為危險，留守後方十分安全，你自己是挑起大難的罪魁禍首，卻選擇十分安全的事情來做，把極為危險的事情留給皇上去擔當，這才是忠臣義士憤恨不平的原因啊！ 在這個時候，就算沒有袁盎（與晁錯為政敵）進言，晁錯也未必能免除殺身之禍，為什么這樣說呢？自己想留在後方防守，卻讓皇帝親自出征。按照常理上說，皇帝已經很難於忍受了，又加上很多人不同意他的建議，所以袁盎的話就能在這中間發生作用。假使吳、楚反叛，晁錯挺身而出承擔危險，日夜操勞，率兵向東去阻擊他們，不至於使自己的君王受牽累，那么皇上將依靠他而無所畏懼，即使有一百個袁盎，可以離間得了嗎？ 唉！世上的君子，想要建立不平凡的功業，就不要專門去考慮保全自己的計策。假使晁錯自己帶兵去討伐吳、楚，不一定沒有成效。只因為他想保全自己，就使得皇上不高興，奸臣能夠乘機進言。晁錯用來保全自己的計策，不就是用來自己害自己的么？
《晁錯論》賞析
蘇軾在其人物史論中寫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穎深刻，高遠幽邃。治國之策，行事之則；愛民之心，嫉惡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別出新見，發人之所未見，啟人之所未思晁錯曾提出“削藩”建議，後被漢景帝所殺。“晁錯之死，人多嘆息”，蘇軾卻翻空出奇，以獨特的視角，一家之言，闡述了晁錯受禍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傑之士應“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功”的主張。文章開篇為泛泛概說：“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起句看似虛寫，實則卻在暗說漢景帝時國泰民安中隱含著的諸侯之患。接著，作者便圍繞“患”字，從“坐”、“起”兩方面進行分說。“坐觀其變”而不對禍患採取措施，那么禍患便會蔓延得無可救藥；“起而強為之”而不等待時機，則夭F也同樣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說的“起而強為之”，暗指晃錯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結止上兩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傑之行”的作為，以此而暗與晃錯柑比。用“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寫出歷史上的失敗者、又具體落實在晁錯身上，暗含著對晃錯失敗原因的評論。這兩句堪稱全篇關鍵之處，是作者論說的中心。在此處，它還有承上啟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上承“起而強為之”;“苟以求名者”，下啟“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後面，“天下治平”幾句，暗寫景帝時的“七國之亂”；“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幾句，又虛寫七國起兵後晁錯的態度。因此，首段雖沒直接點出晃錯，但卻句句在寫晃錯。抽象中有具體，虛寫里含實寫，虛實相生中既使後面的論述高屋建扳，又讓文章排宕開閨，具有一種滔滔的氣勢。第二段，丈章在前面基礎上較而易舉地由抽象而具體，由隱而顯。由歷史的抽象概說，過渡到具體的史事論述。西漢社會諸侯的割據勢力嚴重威脅著封建的中央集權、晃錯繼賈誼之後，屢次建議景帝“削藩”。他說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嘔，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漢景帝用其策，於是出現了“七國之亂”。後來因讒言晁錯被殺，後代之人多悲嘆晃錯的盡忠而蒙害。但蘇軾這裡卻一反傳統老調，認為晃錯獲罪是由於“有以取之也”，從而使文章蹊徑獨辟、不同凡響。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緊扣史事，另一方面卻把筆觸拉開，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介的觀點。然後便旁徵博引用大禹治水的鑿龍門、決江河和潰冒衝突來舉例論證，提出“事至而不懼”、“徐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責晁錯的臨危而逃。第四段是全篇的主體，這一段議論變得豐富，行文也變得曲折。這一段通過有力的論說鞭辟近里地闡述了晃錯取禍的原因。“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蘇軾認為“削藩”應該逐步進行，徐為之所”，而不應“驟削之”，驟削則必然導致“七國之亂”，這便是“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仁人君子豪傑卻於此時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業，但晃錯不在此時捐身，力擋大難，擊潰七國，反而臨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責”，那么“天下之禍”自然便集中在晁錯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議之事、所立之淪雖與前文相近，但觀點與史事卻逐漸由隱而顯、由暗而明。文章的氣勢也慢慢由弱而強、由平易而近洶湧。緊接著，作者又連用了兩個反問句，把文章的氣勢推向了的頂峰。“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是誰引發出七國之難而又臨危而逃了選擇最安全的處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這是忠義之士所憤惋之人，既使無袁盎的讒一也不會倖免十禍。這樣的結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這兩個問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現出汪洋懲肆的特徵。然而蘇軾並不就此擱筆，他用兩個條件再從反面假設晁錯，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遠廣闊。“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這是假設晃錯不臨危而逃；“使不至於家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這是假設晃錯不使人主自將。那么即使有一百個袁盎也不能使晃錯獲禍。最後一段，文章的氣勢漸漸平緩，在感嘆歷史之時，再一次指出臨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錯取禍的原因，從而增重了題旨的作用。作者生活時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積貧積弱，作者思治，故此論實為有感而發。起首議論雄深渾徽，有很強的針對性。全篇文章由虛而實，由實而氣勢滔滔，由氣勢滔滔而漸漸平緩，把舒緩與緊湊有機地融為一體。
《晁錯論》作者蘇軾簡介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漢族，眉州人。北宋詩人、詞人，宋代文學家，是豪放派詞人的主要代表之一，“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政治上屬於舊黨，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其詩題材廣泛，內容豐富，現存詩3900餘首。代表作品有《水調歌頭·中秋》、《赤壁賦》、《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記承天寺夜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