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李翊書
[作者] 韓愈 [朝代] 唐代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
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答李翊書》賞析
韓愈認為有較高的道德修養是為文的前提。他在《答李翊書》的開頭說：“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有日矣，況其外文乎？”由此可見，他認為德是文章的核心，文是德之載體，或者說是外在的表現形式。這和他所一貫倡導的“文以載道”說是相一致的。如，他在《爭臣論》一文中說：“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在《答李秀才書》中說：“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那么，“道”和“文”怎樣能相促相長，達到較高的水準呢？他在《答李翊書》的第二段形象的論述了這個問題，他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要寫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尋找一盒能讓東施變西施的外用美麗霜，不要被狹隘的功利所驅譴，而要像為樹養根，給燈加油那樣，去加強道德修養，有了教高的道德水準，之樹、文之燈才根深葉茂、光焰萬丈！有了較高的道德修養，就有了經濟蒼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憫難憐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則鳴，有憤激則書，敢於為民請命，敢於為一切正義和真理搖旗吶喊、奔走呼號。金銀財色不能動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鉗其口。想不說話是多么難的一件事呀，何需挖空心思、搜腸刮肚、冥搜虛飾以敷綴其文呢？
《答李翊書》作者韓愈簡介
韓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漢族，河南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南省鄧州市，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諡號“文”，又稱韓文公，唐宋八大家之一。792年及第後，先後為節度使推官、監察御史，德宗末因上書時政之弊而被貶。唐憲宗時曾任國子博士、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819年（元和十四年）因諫阻憲宗奉迎佛骨被貶為潮州刺史。穆宗時歷任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憲宗元和時曾積極參加討伐淮西叛藩吳元濟的戰爭，任裴度的行軍司馬；思想上，崇奉儒學，力排佛老，同時宣揚天命論，認為“天”能賞善罰惡，人只能順應和服從天命。他的這種有神論思想，適應了鞏固封建統治的需要；文學上，反對魏晉以來的駢文，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駢為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主張文以載道，與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開闢了唐宋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韓愈善於使用前人詞語，又注重當代口語的提煉，得以創造出許多新的語句，其中有不少已成為成語流傳至今，如“落井下石”、“動輒得咎”、“雜亂無章”等，是一個語言巨匠。韓愈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確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後人對韓愈評價頗高，明人推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