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官傳序
[作者] 歐陽修 [朝代] 宋代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鏇而納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 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伶官傳序》賞析
北宋初期薛居正編寫《五代史》（《舊五代史》），認為王朝的更迭是由於天命所致歐陽修對此不以為然。他自己動手撰寫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記》（《新五代史》），以史為鑑，以期引起宋朝統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問世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視。歐陽修發議論喜歡用“嗚呼”。《東皋雜誌》的作者說：“神宗問荊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余為公真不曾仔細看；若仔細看，必以嗚呼為是。”這正說明了歐陽修編寫這部史書的用意。這篇序文與其說是寫伶官，不如說是寫莊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斷之人，打仗時勇謀兼備。作者寫他由盛轉衰，教訓十分深刻，十分慘烈。作者先從王朝更迭的原因寫起，落筆有力，足警世人。這正是陸機在《文賦》中講的“立片言以居要”。應該說，歐陽修的歷史觀比薛居正深刻，他認識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後，作者回顧歷史，概述了莊宗臨危受命的情景。這段描述，言簡意賅。隨後，作者用對比的手法描述了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這是文章的重點。“方其……可謂壯哉！”極言莊宗志得意滿，又為下文張本。“及仇讎已滅……何其衰也”，猶如從萬丈高空跌落下來，與先前形成強烈反差。這樣的對比給讀者的印象極為深刻。作者的目的並不在於描述景象，而是總結歷史教訓。開頭的“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雖然否定了天命之說，但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觀點。當描述完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後，作者開始總結歷史教訓了。他先引用古書上的話，意在告訴讀者，這個道理古人已經知道，莊宗沒有記住前賢的話。然後作者道出自己的體會：“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讀者至此，會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看來，賢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見解。從莊宗的盛衰史中，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敵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條件。有敵人是壞事，但也是好事，因為他能使你警鐘長鳴。莊宗之所以“壯哉”，就是因為敵人存在，激勵他發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業，告慰先王在天之靈。當敵人被消滅後，天下平定，莊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認為可以高枕無憂了，從此便沉溺於聲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國家。像莊宗這樣的人，他的敵人被消滅，也就預示著他自己開始走下坡路。歐陽修在文章最後寫道：“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莊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他最後死在自己寵幸的伶人手裡。這個現象啟示我們，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邊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這些因素由小積大，由少積多，最後來個總爆發。這就啟示我們，要防微杜漸，發現不良的苗頭，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歐陽修的這句話，其實是寫給北宋最高統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政權，正是因為不能自強，所以最後也落得個“身死國滅”。歷史就是這樣無情，也是這樣驚人地相似沈德潛評論本文：“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達哉！
《伶官傳序》作者歐陽修簡介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漢族，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北宋文學家、史學家，且在政治上負有盛名。因吉州原屬廬陵郡，以“廬陵歐陽修”自居。諡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後人又將其與韓愈、柳宗元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蘇洵、蘇轍（三蘇）王安石、曾鞏被世人稱為“唐宋散文八大家”。歐陽修幼年喪父，在寡母撫育下讀書。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中進士，初任西京留守推官，與尹洙、梅堯臣交遊，以詩唱和。後入朝任館閣校勘，歐陽修因事遭貶，他指責諫官高若訥，被貶為夷陵縣令，轉乾德縣令，又復任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知諫院，任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因事降知滁州，又知揚州、潁州、開封府，後以翰林學士知貢舉，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以太子少師退歸，贈太子太師。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繼承並發展了韓愈的古文理論，主張文以明道，反對“棄百事不關於心”（《答吳充秀才書》），主張文以致用，反對“舍近取遠”（《與張秀才第二書》），強調文道結合，二者並重，提介平易自然之文，反對浮艷華靡的文風。其散文《朋黨論》、《與高司諫書》、《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等政論、史論，或針砭時弊，或以古鑒今，其《醉翁亭記》、《秋聲賦》等抒情散文，或寄情山水，或借景抒情，平易流暢、委婉曲折。（概述圖片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