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黨論原文注釋譯文,朋黨論賞析作者歐陽修簡介

朋黨論

[作者] 歐陽修   [朝代] 宋代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呼!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標籤: 歷史 議論 古文觀止 文言文 其他

《朋黨論》譯文

臣聽說關於朋黨的言論,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就好了。大概君子與君子因志趣一致結為朋黨,而小人則因利益相同結為朋黨,這是很自然的規律。
但是臣以為:小人並無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愛所貪的是薪俸錢財。當他們利益相同的時候,暫時地互相勾結成為朋黨,那是虛假的;等到他們見到利益而爭先恐後,或者利益已盡而交情淡漠之時,就會反過來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會互相保護。所以說小人並無朋黨,他們暫時結為朋黨,也是虛假的。君子就不是這樣:他們堅持的是道義,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節。用這些來提高自身修養,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補益。用這些來為國家做事,那么觀點相同就能共同前進。始終如一,這就是君子的朋黨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黨,進用君子的真朋黨,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堯的時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結為一個朋黨,君子八元、八愷等十六人結為一個朋黨。舜輔佐堯,斥退“四凶”的小人朋黨,而進用“元、愷”的君子朋黨,唐堯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時列位於朝廷。他們互相推舉,互相謙讓,一共二十二人結為一個朋黨。但是虞舜全都進用他們,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書》上說:“商紂有億萬臣,是億萬條心;周有三千臣,卻是一條心。”商紂王的時候,億萬人各存異心,可以說不成朋黨了,於是紂王因此而亡國。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大朋黨,但周朝卻因此而興盛。後漢獻帝的時候,把天下名士都關押起來,把他們視作“黨人”。等到黃巾賊來了,漢王朝大亂,然後才悔悟,解除了黨錮釋放了他們,可是已經無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漸生出朋黨的議論,到了昭宗時,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殺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黃河,說什么“這些人自命為清流,應當把他們投到濁流中去”。唐朝也就隨之滅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結為朋黨的,誰也不及商紂王;能禁絕好人結為朋黨的,誰也不及漢獻帝;能殺害“清流”們的朋黨的,誰也不及唐昭宗之時;但是都由此而使他們的國家招來混亂以至滅亡。互相推舉謙讓而不疑忌的,誰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進用他們。但是後世並不譏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黨所矇騙,卻讚美虞舜是聰明的聖主,原因就在於他能區別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時,全國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朋黨,自古以來作為朋黨又多又大的,誰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興盛,原因就在於善良之士雖多卻不感到滿足。
前代治亂興亡的過程,為君主的可以做為借鑑了。

《朋黨論》賞析

這篇文章起筆不凡,開篇提出:君子無黨,小人有黨的觀點。對於小人用來陷人以罪、君子為之談虎色變的“朋黨之說”,作者不迴避,不辯解,而是明確地承認朋黨之有,這樣,便奪取了政敵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開頭一句,作者就是這樣理直氣壯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個方面內容: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朋黨有君子與小人之別;人君要善於辨別。作者首先從道理上論述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本質區別;繼而引用了六件史實,以事實證明了朋黨的“自古有之”;最後通過對前引史實的進一步分析,論證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則國家亂亡;用君子之朋,則國家興盛。文章寫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據,剖析透闢,具有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第一段:“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黨”,指同類人因某種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黨之說”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說只希望。“其”,代“朋黨”,為第三人稱“他們”。聽說有關朋黨的議論,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只是希望國君能辨別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罷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結為朋黨,“以”是因為的意思,“以同利為朋”,就是因利害關係相同而結為朋黨。接下去,作者以設問的方式提出問題:“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這裡用“然”字轉折,問道:“我以為小人沒有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這是說小人所喜好的是祿利,“祿”是俸祿,小人所貪的是財物。“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黨引”是結為朋黨,互相援引。這句說,當他們利害相同時,暫且互相勾結援引而成朋黨,那是假的。“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這些小人,“賊害”即傷害。這幾句說,到了他們見到好處而爭先恐後,或者好處已經搶光了,交往也少了,則反而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複說:“故臣謂小人無朋,偽也。”再說君子,他們的行為完全兩樣:“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不然”,即不是這樣。“守”,是堅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誠、守信,“名節”是名譽、氣節。君子所堅守的是道義,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以之”的“以”,是憑藉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說的“道義”、“忠信”和“名節”。這幾句說,憑藉道義、忠信和名節來修煉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規範,相助而得益,憑藉這些為國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協力,始終如一。接著,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強調這些作為與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結論說:“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罷黜,“用”是進用。這幾句說:所以做國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黨,用君子的真朋黨,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二段運用了對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區別時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結,同利則暫時為朋,見利則相互爭競,力盡則自然疏遠或互相殘害,從實質上看,小人無朋;與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結,以道義、忠信、名節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從這一意義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對比鮮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的結論,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同時帶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廣泛列舉史實,從各方面論證用君子之真朋則國興,用小人之偽朋則國亡。與上文開頭的“朋黨之說,自古有之”遙相呼應,對上文結尾的“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補充和論證。文中正反引用堯、紂時對朋黨的利用,加強對比,闡明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有關國家興亡。再以東漢桓、靈時的黨錮之禍、晚唐昭宣帝時朱全忠殺害名士的史實,引用反面例證,闡明迫害殘殺君子之朋導致亡國的歷史教訓。
第三段:作者舉了大量的歷史事實來說明:“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傳說中兇狠邪惡之徒,“君子八元,八愷”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愷”是指忠誠的人。傳說高辛氏有八個有才德的後裔,叫做“八愷”。舜輔佐堯黜退四凶小人的朋黨,而進用元、愷君子之朋黨,因而堯的天下得到大治。
至於舜之時,文章寫道:“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說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賢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稱美,更相推讓”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讀第一聲。“稱美”,是稱頌人家的美德和好處,“推讓”是謙虛禮讓。這樣,他們團結一心,舜對他們都加以任用,天下也獲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帶有總結性地論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夫前世之主”的夫是發語詞,沒有實義。“莫如紂”的“莫”是代詞,為無指代詞,代人,當“沒有人”講,代物,當“沒有什么”講。這幾句說,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結為朋黨,沒有人像商紂王那樣;能禁止善良的人結成朋黨,沒有人像漢獻帝那樣;能殺戮品行高潔、負有時望者的朋黨,沒有什么時候像唐昭宗統治時那樣。這些國君都把他們的國家搞亂了,滅亡了。“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士,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這是說:“互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生疑心,沒有人像舜的二十二個臣子,舜也不懷疑他們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後世的人不責備舜被二十二人的朋黨所欺矇,反而稱頌舜為聰明的聖人,是因為他能辨別君子和小人啊。”這幾句里,“誚”是責備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為的意思。“周武之士,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舉”是全,“其”是代詞他,即周武王,這句說他全國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結成一個大朋黨。“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數多,“大”是範圍廣,這句說,自古以來,結成朋黨人數多而且範圍大沒有哪個朝代象周朝那樣的。“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用此以興”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雖多而不厭”說好人雖多而不滿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厭”是滿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強調了一下:“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跡”是歷史事跡,“鑒”是借鑑。這是說上述的興亡治亂的史跡,做國君的可以借鑑。很明顯地請求宋仁宗納諫,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偽朋,以使國家興盛起來。
文章不諱言朋黨,而是指出朋黨有原則的區別,“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並引證歷史來說明君子之朋有利於國,小人之朋有害於國,希望人君進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偽朋。文章避免了消極地替作者作辯解,而從正面指出朋黨的客觀存在,指出藉口反對朋黨的人就結為朋黨,說明朋黨有本質的不同。這就爭取了主動,使作者立於不敗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強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運用,又增加了文章議論的氣勢。

《朋黨論》相關內容

創作背景作者:佚名  1043年(慶曆三年),韓琦、范仲淹、富弼等執政,歐陽修、余靖等也出任諫官。這時開始實行一些政治改革。從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相繼貶官開始,他們...

《朋黨論》作者歐陽修簡介

歐陽修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漢族,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北宋文學家、史學家,且在政治上負有盛名。因吉州原屬廬陵郡,以“廬陵歐陽修”自居。諡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後人又將其與韓愈、柳宗元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蘇洵、蘇轍(三蘇)王安石、曾鞏被世人稱為“唐宋散文八大家”。歐陽修幼年喪父,在寡母撫育下讀書。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中進士,初任西京留守推官,與尹洙、梅堯臣交遊,以詩唱和。後入朝任館閣校勘,歐陽修因事遭貶,他指責諫官高若訥,被貶為夷陵縣令,轉乾德縣令,又復任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知諫院,任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因事降知滁州,又知揚州、潁州、開封府,後以翰林學士知貢舉,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以太子少師退歸,贈太子太師。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繼承並發展了韓愈的古文理論,主張文以明道,反對“棄百事不關於心”(《答吳充秀才書》),主張文以致用,反對“舍近取遠”(《與張秀才第二書》),強調文道結合,二者並重,提介平易自然之文,反對浮艷華靡的文風。其散文《朋黨論》、《與高司諫書》、《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等政論、史論,或針砭時弊,或以古鑒今,其《醉翁亭記》、《秋聲賦》等抒情散文,或寄情山水,或借景抒情,平易流暢、委婉曲折。(概述圖片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