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黨論
[作者] 歐陽修 [朝代] 宋代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呼！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朋黨論》譯文
臣聽說關於朋黨的言論，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就好了。大概君子與君子因志趣一致結為朋黨，而小人則因利益相同結為朋黨，這是很自然的規律。 但是臣以為：小人並無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愛所貪的是薪俸錢財。當他們利益相同的時候，暫時地互相勾結成為朋黨，那是虛假的；等到他們見到利益而爭先恐後，或者利益已盡而交情淡漠之時，就會反過來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會互相保護。所以說小人並無朋黨，他們暫時結為朋黨，也是虛假的。君子就不是這樣：他們堅持的是道義，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節。用這些來提高自身修養，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補益。用這些來為國家做事，那么觀點相同就能共同前進。始終如一，這就是君子的朋黨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黨，進用君子的真朋黨，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堯的時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結為一個朋黨，君子八元、八愷等十六人結為一個朋黨。舜輔佐堯，斥退“四凶”的小人朋黨，而進用“元、愷”的君子朋黨，唐堯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時列位於朝廷。他們互相推舉，互相謙讓，一共二十二人結為一個朋黨。但是虞舜全都進用他們，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書》上說：“商紂有億萬臣，是億萬條心；周有三千臣，卻是一條心。”商紂王的時候，億萬人各存異心，可以說不成朋黨了，於是紂王因此而亡國。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大朋黨，但周朝卻因此而興盛。後漢獻帝的時候，把天下名士都關押起來，把他們視作“黨人”。等到黃巾賊來了，漢王朝大亂，然後才悔悟，解除了黨錮釋放了他們，可是已經無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漸生出朋黨的議論，到了昭宗時，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殺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黃河，說什么“這些人自命為清流，應當把他們投到濁流中去”。唐朝也就隨之滅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結為朋黨的，誰也不及商紂王；能禁絕好人結為朋黨的，誰也不及漢獻帝；能殺害“清流”們的朋黨的，誰也不及唐昭宗之時；但是都由此而使他們的國家招來混亂以至滅亡。互相推舉謙讓而不疑忌的，誰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進用他們。但是後世並不譏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黨所矇騙，卻讚美虞舜是聰明的聖主，原因就在於他能區別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時，全國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朋黨，自古以來作為朋黨又多又大的，誰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興盛，原因就在於善良之士雖多卻不感到滿足。 前代治亂興亡的過程，為君主的可以做為借鑑了。
《朋黨論》賞析
這篇文章起筆不凡，開篇提出：君子無黨，小人有黨的觀點。對於小人用來陷人以罪、君子為之談虎色變的“朋黨之說”，作者不迴避，不辯解，而是明確地承認朋黨之有，這樣，便奪取了政敵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開頭一句，作者就是這樣理直氣壯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個方面內容：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朋黨有君子與小人之別；人君要善於辨別。作者首先從道理上論述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本質區別；繼而引用了六件史實，以事實證明了朋黨的“自古有之”；最後通過對前引史實的進一步分析，論證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則國家亂亡；用君子之朋，則國家興盛。文章寫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據，剖析透闢，具有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全文共分五段。第一段：“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黨”，指同類人因某種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黨之說”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說只希望。“其”，代“朋黨”，為第三人稱“他們”。聽說有關朋黨的議論，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只是希望國君能辨別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罷了。第二段：“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結為朋黨，“以”是因為的意思，“以同利為朋”，就是因利害關係相同而結為朋黨。接下去，作者以設問的方式提出問題：“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這裡用“然”字轉折，問道：“我以為小人沒有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這是說小人所喜好的是祿利，“祿”是俸祿，小人所貪的是財物。“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黨引”是結為朋黨，互相援引。這句說，當他們利害相同時，暫且互相勾結援引而成朋黨，那是假的。“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這些小人，“賊害”即傷害。這幾句說，到了他們見到好處而爭先恐後，或者好處已經搶光了，交往也少了，則反而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複說：“故臣謂小人無朋，偽也。”再說君子，他們的行為完全兩樣：“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不然”，即不是這樣。“守”，是堅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誠、守信，“名節”是名譽、氣節。君子所堅守的是道義，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以之”的“以”，是憑藉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說的“道義”、“忠信”和“名節”。這幾句說，憑藉道義、忠信和名節來修煉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規範，相助而得益，憑藉這些為國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協力，始終如一。接著，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強調這些作為與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結論說：“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罷黜，“用”是進用。這幾句說：所以做國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黨，用君子的真朋黨，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第二段運用了對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區別時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結，同利則暫時為朋，見利則相互爭競，力盡則自然疏遠或互相殘害，從實質上看，小人無朋；與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結，以道義、忠信、名節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從這一意義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對比鮮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的結論，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同時帶起下面的一段文字。第三段廣泛列舉史實，從各方面論證用君子之真朋則國興，用小人之偽朋則國亡。與上文開頭的“朋黨之說，自古有之”遙相呼應，對上文結尾的“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補充和論證。文中正反引用堯、紂時對朋黨的利用，加強對比，闡明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有關國家興亡。再以東漢桓、靈時的黨錮之禍、晚唐昭宣帝時朱全忠殺害名士的史實，引用反面例證，闡明迫害殘殺君子之朋導致亡國的歷史教訓。第三段：作者舉了大量的歷史事實來說明：“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傳說中兇狠邪惡之徒，“君子八元，八愷”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愷”是指忠誠的人。傳說高辛氏有八個有才德的後裔，叫做“八愷”。舜輔佐堯黜退四凶小人的朋黨，而進用元、愷君子之朋黨，因而堯的天下得到大治。至於舜之時，文章寫道：“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說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賢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稱美，更相推讓”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讀第一聲。“稱美”，是稱頌人家的美德和好處，“推讓”是謙虛禮讓。這樣，他們團結一心，舜對他們都加以任用，天下也獲得大治。等等。第四段：作者帶有總結性地論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夫前世之主”的夫是發語詞，沒有實義。“莫如紂”的“莫”是代詞，為無指代詞，代人，當“沒有人”講，代物，當“沒有什么”講。這幾句說，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結為朋黨，沒有人像商紂王那樣；能禁止善良的人結成朋黨，沒有人像漢獻帝那樣；能殺戮品行高潔、負有時望者的朋黨，沒有什么時候像唐昭宗統治時那樣。這些國君都把他們的國家搞亂了，滅亡了。“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士，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這是說：“互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生疑心，沒有人像舜的二十二個臣子，舜也不懷疑他們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後世的人不責備舜被二十二人的朋黨所欺矇，反而稱頌舜為聰明的聖人，是因為他能辨別君子和小人啊。”這幾句里，“誚”是責備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為的意思。“周武之士，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舉”是全，“其”是代詞他，即周武王，這句說他全國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結成一個大朋黨。“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數多，“大”是範圍廣，這句說，自古以來，結成朋黨人數多而且範圍大沒有哪個朝代象周朝那樣的。“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用此以興”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雖多而不厭”說好人雖多而不滿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厭”是滿足。文章末尾，作者又強調了一下：“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跡”是歷史事跡，“鑒”是借鑑。這是說上述的興亡治亂的史跡，做國君的可以借鑑。很明顯地請求宋仁宗納諫，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偽朋，以使國家興盛起來。文章不諱言朋黨，而是指出朋黨有原則的區別，“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並引證歷史來說明君子之朋有利於國，小人之朋有害於國，希望人君進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偽朋。文章避免了消極地替作者作辯解，而從正面指出朋黨的客觀存在，指出藉口反對朋黨的人就結為朋黨，說明朋黨有本質的不同。這就爭取了主動，使作者立於不敗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強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運用，又增加了文章議論的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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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黨論》作者歐陽修簡介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漢族，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北宋文學家、史學家，且在政治上負有盛名。因吉州原屬廬陵郡，以“廬陵歐陽修”自居。諡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後人又將其與韓愈、柳宗元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蘇洵、蘇轍（三蘇）王安石、曾鞏被世人稱為“唐宋散文八大家”。歐陽修幼年喪父，在寡母撫育下讀書。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中進士，初任西京留守推官，與尹洙、梅堯臣交遊，以詩唱和。後入朝任館閣校勘，歐陽修因事遭貶，他指責諫官高若訥，被貶為夷陵縣令，轉乾德縣令，又復任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知諫院，任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因事降知滁州，又知揚州、潁州、開封府，後以翰林學士知貢舉，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以太子少師退歸，贈太子太師。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繼承並發展了韓愈的古文理論，主張文以明道，反對“棄百事不關於心”（《答吳充秀才書》），主張文以致用，反對“舍近取遠”（《與張秀才第二書》），強調文道結合，二者並重，提介平易自然之文，反對浮艷華靡的文風。其散文《朋黨論》、《與高司諫書》、《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等政論、史論，或針砭時弊，或以古鑒今，其《醉翁亭記》、《秋聲賦》等抒情散文，或寄情山水，或借景抒情，平易流暢、委婉曲折。（概述圖片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