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清楚這首詩,必須牽涉到當時的一段歷史。公元前745年,晉昭侯封他的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為桓叔。曲沃在當時是晉國的大邑,面積比晉都翼城(今山西翼城南)還要大。再加上桓叔好施德,頗得民心,勢力逐漸強大,“晉國之眾歸焉”司馬遷《史記·晉世家》)。過了七年,即公元前738年,晉大臣潘父殺死了晉昭侯,而欲迎立桓叔。當桓叔想入晉都時,晉人發兵進攻桓叔。桓叔抵擋不住,只得敗回曲沃,潘父也被殺。作者有感於當時的這場政治鬥爭,在事發前夕寫了這首詩。《毛詩序》云:“《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將詩的創作背景交待得很明白。後人對此詩的主旨和作者,有不同的意見,今人程俊英采嚴粲《詩緝》“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之說,在《詩經譯註》中認為“這是一首揭發、告密晉大夫潘父和曲沃桓叔勾結搞政變陰謀的詩”。詩中的“素衣朱襮”、“素衣朱繡”等都是就潘父而言,說這些本都是諸侯穿的服飾,而“他也穿起諸侯的衣服”,並進一步推測該詩作者“可能是潘父隨從者之一”,他是“忠於昭公”的。但今人蔣立甫認為“這樣理解,恐於全詩情調不合”,他引陳奐《詩毛氏傳疏》之語“桓叔之盛強,實由昭侯之不能修道正國,故詩首句言亂本之所由成耳”,認為詩中的“素衣朱襮”、“素衣朱繡”等都是就桓叔而言,是“由衷地希望桓叔真正成為諸侯”,他也推測該詩作者“可能是從叛者”,但並不“忠於昭公”,而是站在桓叔一邊的。宋朱熹的說法比較平穩,以為“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詩集傳》)。蔣立甫之說似更合理。因為根據程俊英的說法,潘父與桓叔合力謀反既然是密事,他不能堂而皇之地公開穿起諸侯的衣服去見桓叔。這等於泄密。而桓叔見其僭越之服,自然會有看法。所以,“素衣朱襮”、“素衣朱繡”諸語,不可能是對潘父的一種描寫,而是就桓叔而言,是對桓叔早日能成為諸侯的一種熱切盼望。詩以“揚之水”開篇,是一種起興,並以此引出人物,暗示當時的形勢與政局,頗為巧妙。而詩的情節與內容,也隨之層層推進,到最後才點出其將有政變事件發生的真相。所以,此詩在鋪敘中始終有一種懸念在吸引著人,引人入勝。而“白石鑿鑿(皓皓,粼粼)”與下文的“素衣”、“朱襮(繡)”在顏色上亦產生既是貫連又是對比的佳妙效果,十分醒目。並且此詩雖無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卻始終有一種緊張和擔憂的心情,在《詩經》中也可以說是別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