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又據《禮記·樂記》記載,孔子曾說《大武》“再成而滅商”,可知《武》是《大武》樂舞二成的歌。《武》之樂舞,表現的正是武王牧野克商的歷史事實。史載武王十一年二月,周武王率兵伐商,進至商國都城朝歌南郊之牧野,紂王發大軍相抗。周師大將軍呂尚領先鋒武士挑戰,殷軍前部倒戈而自攻其後,武王大軍乘機掩殺過去。紂王大敗逃回朝歌,登鹿台自焚,殷商滅亡,周武王成為天下最高君主。毫無疑問,這一戰爭的勝利成功是周代最大的業績,周武王為周代政權的建立立下了最高的功勳。所以《武》詩一開頭,就以最高亢最雄渾的歌喉對周武王做出了讚頌:“於皇武王!無競維烈。”殷商末年,紂王荒淫暴虐,厚賦稅以盤剝國人,造炮烙酷刑以鎮壓異己,嬖愛婦人妲己,寵信佞臣費中、惡來,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即周文王),微子數諫不聽而亡去,比干強諫而被剖心,箕子佯狂為奴亦遭囚。紂王的倒行逆施,令百姓怨憤,令諸侯寒心。因此,周武王伐商,是一場反抗暴政的正義戰爭,是符合民意、順應歷史潮流的壯舉,它必然得到上至貴族下至平民的普遍擁護與歡迎、回響。此篇《頌》詩對周武王完成克商大業的讚美,儘管是站在周王朝統治者立場上的,但也是同時代民眾心聲的反映,令人感到真實可信,不像後世郊廟歌詞虛應故事的陳詞濫調那么惹人厭煩。在唱出開頭兩句頌歌后,詩人筆調一轉,飲水思源,懷念起為克商大業打下堅實基礎的周文王來。文王(即西伯)被紂王囚禁羑里,因其臣閎夭等人獻寶物給紂王而得赦免,他出來後獻洛西之地請求紂王廢除炮烙之刑,伐崇戡黎,建立豐邑,修德行善,禮賢下士,深得人心,諸侯多叛紂而往歸之。他為武王的成功鋪平了道路,使滅商立周成為水到渠成之事,其功德不能令人忘懷。“允文”云云,真是情見乎詞。詩的最後三句,直陳武王繼承文王遺志伐商除暴的功績,將第二句“無競維烈”留下的懸念揭出,在詩歌的語言運用上深有一波三折之效,使原本呆板的《頌》詩因此顯得吞吐從容,涌動著一種高遠宏大的氣勢。可以說,此詩是歌功頌德之作中的上品。當然,《頌》詩的本質決定了它必定具有一定的誇飾成分。武王伐商,詩中聲稱是為了“遏劉”,即代表天意制止暴君的殘殺,拯民於水火。但戰爭是殘酷的,所謂“聖人號兵者為兇器”(《六韜》)是也,牧野之戰,《尚書·武成》有“流血飄杵”的記載,《逸周書·世俘》亦有“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的說法。所以崇尚仁義的孔子不免對之感到有些遺憾,說:“《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他老先生的話也不能說沒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