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意從全來看,這首詩即以鬆快的曠達之語,對世間的兩類追求者予以嘲諷。首先是吝嗇聚財“惜費”者,生年不足百歲,卻愚蠢到懷千歲憂,以“百年”、“千年”的荒謬對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嗇的“惜費”者的可笑情態。“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游”者,文中的“游”與後文所提到的“為樂當及時”的“樂”都與常人理解的有異意,游及樂並不是那種酒肉池林,歌舞昇平的放縱肉慾,是文人雅士的寄情山水,把酒言詩,忘卻失意不得志之情殤的一種積極健康的享受生活之樂。這種樂也是建立在熱愛生活基礎之上,更是以曠達狂放之思,表現了人生毫無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時代,這種及時行樂的吟嘆,很快又為憫傷民生疾苦、及時建功立業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其實是對仰慕成仙者的嘲諷。但這種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悶的漢末,也終於被發現只是一場空夢藝術特點人生價值的懷疑,似乎常因生活的苦悶。在苦悶中看人生,許多傳統的觀念,都會在懷疑的目光中轟然倒塌。這首詩集以鬆快的曠達之語,給世間的兩類追求者,兜頭澆了一桶冷水。首先是對吝嗇聚財的“惜費”者的嘲諷,它幾乎占了全詩的主要篇幅。這類人正如《詩經·唐風》“山有樞”一詩所譏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穿裹著);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斂財貨,就不知道及時享受。他們所憂慮的,無非是子孫後代的生計。這在詩人看來,簡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縱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為子孫懷憂百歲,這是連小孩都明白的常識;何況還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憂及“千歲”,真是愚不可及。開篇落筆,以“百年”、“千年”的荒謬對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嗇的“惜費”者的可笑情態,真是妙不可言。接著兩句更奇:“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游”者,放情遊樂也。把生命的白晝,盡數沉浸在放情遊樂之中,已夠聳人聽聞的了,詩人卻還“苦”於白晝太“短”,竟異想天開,勸人把夜晚的臥息時間,也都用來行樂,真虧他想得出來。夜晚黑燈瞎火,就怕敗了遊興。詩人卻早備良策:那就乾脆手持燭火而游!——把放情行樂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慚,這不僅在漢代詩壇上,就是在整個古代詩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驚世駭俗之音了。至於那些孜孜追索於藏金窯銀的守財奴,聽了更要瞠目咋舌。這些是被後世詩論家嘆為“奇情奇想,筆勢崢嶸”的開篇四句(方東樹《昭昧詹言》)。它們一反一正,把終生憂慮與放情遊樂的人生態度,鮮明地對立起來。詩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這樣的放蕩之思,必會遭到世俗的非議。也並非不想享受,只是他們常抱著“苦盡甘來”的哲學,把人生有限的享樂,推延到遙遠的未來。詩人則斷然否定這種哲學:想要行樂就得“及時”,不能總等待來年。詩中沒有說為何不能等待來年,其弦外之音,卻讓《古詩十九首》的另一首點著了:“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誰也不知道“來茲”不會有個三長兩短,突然成了“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的“陳死人”(《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那時再思享樂,已經晚了。這就是在詩人世間“及時”行樂的曠達之語後面,所包含著的許多人生的痛苦體驗。從這一點看,“惜費”者的終日汲汲無歡,只想著為子孫攢點財物,便顯得格外愚蠢了。因為他們生時的“惜費”,無非養育了一批遊手好閒的子孫。當這些不肖子孫揮霍無度之際.不可能會感激祖上的積德。也許他們倒會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說:“直以一杯冷水,澆財奴之背”(《文選集成》)。其嘲諷辭氣之尖刻,確有對愚者的“喚醒醉夢”之力。全詩抒寫至此,筆鋒始終還都針對著“惜費”者。只是到了結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類追求:仰慕成仙者。對於神仙的企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都乾過許多蠢事。就是漢代的平民,也津津樂道於王子喬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終於乘鶴成仙的傳說。在漢樂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下游來,王子喬”的熱切呼喚。但這種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悶的漢末,也終於被發現只是一場空夢(見《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所以,對於那些還在做著這類“成仙”夢的人,詩人便無須多費筆墨,只是借著嘲諷“惜費”者的余勢,順手一擊,便就收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這結語在全詩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詩人之本意,其實還在“喚醒”那些“惜費”者,即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指出的:“仙不可學,愈知愚費之不可惜矣”。只輕輕一擊,即使慕仙者為之頸涼,又照應了前文“為樂當及時”之意:收結也依然是曠達而巧妙的。這樣一首以放浪之語抒寫“及時行樂”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確可將許多人們的人生迷夢“喚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將這類詩作,視為漢代“人性覺醒”的標誌。但仔細想來,“常懷千歲憂”的“惜費”者固然愚蠢;但要說人生的價值就在於及時滿足一已的縱情享樂,恐怕也未必是一種清醒的人生態度。實際上,這種態度,大抵是對於漢末社會動盪不安、人命危淺的苦悶生活的無力抗議。從毫無出路的下層人來說,又不過是從許多迷夢(諸如“功業”、“名利”之類)中醒來後,所做的又一個迷夢而已——他們不可能真能過上“被服紈與素”、“何不秉燭游”的享樂生活。所以,與其說這類詩表現了“人性之覺醒”,不如說是以曠達狂放之思,表現了人生毫無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時代,這種及時行樂的吟嘆,很快又為憫傷民生疾苦、及時建功立業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