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析一
此詩為樂府古辭，屬《相和歌·楚調曲》。一作《泰山樑甫吟》。“甫”亦作“父”郭茂倩《樂府詩集》解題云：“按梁甫，山名，在泰山下。《梁甫吟》蓋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這首古辭從寫墳開始，保留了葬歌痕跡，但從內容看，與葬歌毫不相干，而是一首詠史詩，所詠為齊景公用國相晏嬰之謀，以二桃殺三士的故事。故朱乾《樂府正義》解釋說：“（此詩）哀時也，無罪而殺士，君子傷之，如聞《黃鳥》之哀吟。後以為葬歌。”指出它首先是“哀時”之作，成為“葬歌”是後來的事。據《晏子春秋·諫下篇》記載：春秋時齊國勇士田開疆、古冶子、公孫接同事齊景公，各有殊功。一次國相晏嬰“過而趨之，三子者不起”，這使晏嬰甚為難堪，便在景公面前進讒，說三人“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乃“危國之器”，應該除掉。景公以為然，便由晏嬰設計，以二桃賜三人，讓他們自己表功爭桃。公孫接、田開疆先自報功勞，各取一桃，最後古治子說：“我的功勞比你們都大，桃子該給我吃。”說罷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聽了都感到羞愧，認為自己功小爭桃，是貪，爭得不對又不死，是無勇。於是二人退還桃子，自殺而死。古治子見自己動武爭桃而使二人羞愧以死，也自責不仁不義接著自殺。歷史上臣子因功高震主而被殺的事例極多，而此詩之所以以《梁甫吟》為題，特別選定二桃殺三士之事進行歌詠，是因為這件事太具有戲劇性了，太使人震驚了，能夠引起人們更多的警覺和深思。詩的前四句，先從位於齊城（今山東淄博）東南盪陰里（一名陰陽里）之三壯士冢寫起。“步出齊城門，遙望盪陰里。”“步出”與“遙望”相呼應，人未到而兩眼視野先到，表明了對三墳之專注。“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這是已經來到冢前，看清了三墳相連，形狀相似。這三墳相似，也象徵著三位勇士之相似，皆勇力超人，皆有功於君，皆使氣好勝，皆被讒不悟。接下去六句轉而寫墳中三人的遭遇。“問是誰家墓”，明知故問，是為了突出所詠對象。答曰：“田疆古冶子”，這是以兩人之名代三人之名，其中包括公孫接。“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紀。”緊承上句，盛讚三人勇力絕倫。排南山，推倒南山（齊城南之牛山）。絕地紀，語出《莊子·說劍篇》：“此劍上決浮雲，下絕地紀。”這裡指折斷地脈。這樣的勇士，結局卻又如何呢？“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一朝，既言時間之速，也表明此陰謀之輕易得行。“讒言”二字，傾向性極明，既是對三士的同情、惋惜，也是對主謀者的有力譴責。二句寫得斬截有力，使入感到毛骨悚然。二桃，比起三個力能推倒南山、折斷地紀的勇士來，那真是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然而竟能實現殺掉三士的目的。詩句所構成的這一巨大反差，足以使人驚心動魄！詩至此，似可結又實未結，因為還留下一個疑問，這就是“誰能為此謀”？答曰“國相齊晏子”。結尾再一次用問答句式，波瀾突起，把做國相的晏子指名道姓地點出來。二句看似客觀敘述，不著議論，不含感情，實則皮裡陽秋，有深意在。一問，意在提醒讀者注意設此不尋常之謀的人，一答，指名道姓交代出為謀之人。“國相”，字面上是點明其身份，實際上是譴責這個居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肩負溝通上下、協調文武之責的“國相”，何以不容人至此？這樣的行為與“國相”的地位、氣度、職責該是多么的不相稱！“齊晏子”，是直點其名，意在立此存照，永遠展出示眾，使人們知道，這個善機變、巧謀劃的“名相”，竟乾出了這樣的事。關於此詩作意，一般皆取前引朱乾的說法，但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認為朝有悍臣武夫，宰相不能制，就應該有晏嬰這樣的能臣。從詩的主題和語言看，這首古辭當是出於文人之手。在漢樂府詩作中，此詩顯得樸拙了一些，但結構還是比較嚴謹的，詩從望盪陰里、見三墳寫起，轉到寫墳中人被讒言遭殺害的悲慘事件，再轉到揭出設此毒計之人。層層推進，語語相銜。詩中兩用問答句式，都處在詩的關鍵處，既起醒目作用，又使文氣免於平實。語言雖質樸而少文彩，但句句簡潔，文雅而不艱澀，明白而不淺俗，可見是經過一番錘鍊之功的。
賞析二
《梁甫吟》是古代用作葬歌的一支民間曲調，音調悲切悽苦。古辭今已不傳，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收有諸葛亮所作一首，寫春秋時齊相晏子“二桃殺三士”事，通過對死者的傷悼，譴責讒言害賢的陰謀。李白這首也有“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之句，顯然是襲用了諸葛亮那首的立意。詩大概寫在李白“賜金放還”，剛離開長安之後。詩中抒寫遭受挫折以後的痛苦和對理想的期待，氣勢奔放，感情熾熱，是李白的代表作之一。開頭兩句：“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長嘯”是比高歌更為悽厲激越的感情抒發。詩一上來就單刀直入，顯示詩人此時心情極不平靜，為全詩定下了感情的基調。宋玉《九辯》中有“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之句，故“見陽春”有從埋沒中得到重用、從壓抑中得以施展抱負的意思。以下詩句，全是由此生髮。接著，連用兩組“君不見”提出兩個歷史故事。一是說西周呂望（即姜太公）長期埋沒民間，五十歲在棘津當小販，七十歲在朝歌當屠夫，八十歲時還垂釣於渭水之濱，釣了十年（每天一釣，十年共三千六百釣），才得遇文王，遂展平生之志。一是說秦末的酈食其，劉邦原把他當作一個平常儒生，看不起他，但這位自稱“高陽酒徒”的儒生，不僅憑雄辯使劉邦改變了態度，以後還說服齊王率七十二城降漢，成為楚漢相爭中的風雲人物。詩人引用這兩個歷史故事，實際上寄寓著自己的理想與抱負：“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平常人”，“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群雄”。他不相信自己會長期淪落，毫無作為。詩人對前途有著堅定的信念，所以這裡聲調高亢昂揚，語言節奏也較爽利明快，中間雖曾換過一次韻，但都押平聲韻，語氣還是舒展平坦的。自“我欲攀龍見明主”句起，詩人一下子從樂觀陷入了痛苦。加上改用了仄聲韻，語氣拗怒急促，更使人感到猶如一陣淒風急雨劈面打來。這一段寫法上很象屈原的《離騷》，詩人使自己置身於惝恍迷離、奇幻多變的神話境界中，通過描寫奇特的遭遇來反映對現實生活的感受。你看，他為了求見“明主”，依附著夭矯的飛龍來到天上。可是，兇惡的雷公擂起天鼓，用震耳欲聾的鼓聲來恐嚇他，他想求見的那位“明主”，也只顧同一班女寵作投壺的遊戲。他們高興得大笑時天上閃現出耀眼的電光，一時惱怒又使天地昏暗，風雨交加。儘管如此，詩人還是不顧一切以額叩關，冒死求見。不料竟觸怒了守衛天門的閽者。在這段描寫中，詩人的感情表現得那么強烈，就象浩蕩江水從寬廣的河床突然進入峽谷險灘一樣，鏇渦四起，奔騰湍急，不可抑止。詩人在天國的遭遇，實際上就是在現實生活中的遭遇，他藉助於幻設的神話境界，盡情傾訴了胸中的忿懣與不平。自“白日不照吾精誠”以下十二句又另作一段，在這段中，詩人通過各種典故或明或暗地抒寫了內心的憂慮和痛苦，並激烈地抨擊了現實生活中的不合理現象：上皇不能體察我對國家的一片精誠，反說我是“杞人憂天”。權奸們象惡獸猰?那樣磨牙厲齒殘害人民，而詩人的理想則是以仁政治天下。他自信有足夠的才能和勇氣去整頓乾坤，就象古代能用左手接飛猱、右手搏雕虎的勇士那樣，雖置身於危險的焦原仍不以為苦。詩意象是宕起，可是馬上又重重地跌了下來。在現實的生活中，只有庸碌之輩可以趾高氣揚，真有才能的人反而只能收起自己的聰明才智，世人就把我看得輕如鴻毛。古代齊國三個力能排山的勇士被相國晏子設計害死，可見有才能的人往往受到猜疑。明明有劇孟這樣的能人而摒棄不用，國家的前途真是不堪構想了。這一段行文的顯著特點是句子的排列突破了常規。如果要求意思連貫，那么“手接飛猱”兩句之後，應接寫“力排南山”兩句，“智者可卷”兩句之後，應接寫“吳楚弄兵”兩句。可是詩人卻故意把它們作上下錯落的排列，避免了平鋪直敘。詩人那股洶湧而來的感情激流，至此一波三折，成迂迴盤鏇之勢，更顯得恣肆奇橫，筆力雄健。這段的語氣節奏也隨著感情發展而跌宕起伏，忽而急促，忽而舒展，忽而押平聲韻，忽而換仄聲韻，短短十二句竟三易其韻，極盡變化之能事。最後一段開頭，“梁甫吟，聲正悲”，直接呼應篇首兩句，語氣沉痛而悲愴。突然，詩人又筆鋒一折，“張公兩龍劍”以下四句仍是信心百倍地回答了“何時見陽春”這一設問。詩人確信，正如干將、莫邪二劍不會久沒塵土，我同“明主”一時為小人阻隔，終當有會合之時。既然做過屠夫和釣徒的呂望最後仍能際會風雲，建立功勳，那自己也就應該安時俟命，等待風雲感會的一天到來。飽經挫折的詩人雖然沉浸在迷惘和痛苦之中，卻仍在用各種辦法自我慰藉，始終沒有放棄對理想的追求。寫長篇歌行最忌呆滯平板，這首詩最大的藝術特色正在於布局奇特，變化莫測。它通篇用典，但表現手法卻不時變換。呂望和酈食其兩個故事是正面描寫，起“以古為鑑”的作用，接著藉助於種種神話故事，寄寓自己的痛苦遭遇，第三段則把幾個不相連屬的典故交織在一起，正如清人沈德潛說的“後半拉雜使事，而不見其跡”，因而詩的意境顯得奇幻多姿，錯落有致：它時而和風麗日，春意盎然，時而濁浪翻滾，險象紛呈；時而語淺意深，明白如話，時而杳冥惝恍，深不可測。加上語言節奏的不斷變化起伏，詩人強烈而又複雜的思想感情表現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