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記
[作者] 張溥 [朝代] 明代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毛一鷺，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頭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
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謚褒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有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
賢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五人墓碑記》譯文
（墓中的）五個人，就是當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時候，激於義憤而死於這件事的。到了現在，本郡有聲望的士大夫們向有關當局請求，就清理已被廢除的魏忠賢生祠舊址來安葬他們；並且在他們的墓門之前豎立碑石，來表彰他們的事跡。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
《五人墓碑記》賞析
本文是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樹碑立傳的文字，探討了生死價值這樣重大的問題。全文以"義"為核心，成功地運用了記敘、議論、抒情三結合的表達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於義”，開篇抓住一個“義”字。五人是為義而生，為義而爭，最後為義而獻身。這就使讀者聯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可以說，本文是對孟子名言的生動詮釋。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賢無惡不作，殺害了許多正直之士。東林黨人與之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這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蘇州市民旗幟鮮明地站在東林黨人一邊，用鮮血和生命捍衛正義。五人是蘇州市民的優秀代表。作者用飽蘸感情的筆墨，敘述了五人的動人事跡，歌頌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質。“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大義凜然，驚天地，泣鬼神!語言簡練生動，鏗鏘有力。作者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為，運用對比的手法加以表現。“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在閹黨橫行天下，炙手可熱之時，多數人採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紂為虐，為虎作倀。而五人面對閹黨的淫威，無所畏懼，視死如歸。應該說，一般的老百姓對閹黨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為他們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境界投入到對閹黨的鬥爭中去，並且慷慨赴死，義無反顧。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縉紳”，卻在閹黨的淫威下屈服了，變節了。作者問道：“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這一問，多少縉紳無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間，林彪、“四人幫”專橫跋扈，“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張志新，一個普通女幹部，堅持真理，寧死不屈，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錚錚鐵骨。也有許多人投靠“四人幫”，出賣良心，出賣人格。歷史是如此驚人地相似張溥認為：“大閹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認識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這是非常可貴的。讀此段，讀者可能會聯想到魯迅先生在《記念劉和珍君》中所寫的句子：“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這樣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寫成的。張溥若知三百年後有一魯迅君執匕首般的筆尖寫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夾敘夾議，反覆對比，將文章的中心升華到一個理性的高度。作者將“高爵顯位”的辱人賤行，與五人的嘉節懿行比照論述，從而提出“輕重固何如哉”的問題讓讀者思考。接著，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義與假設五人壽終正寢作對比，從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這一富有進步性的觀點。讀者至此，是否聯想到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五人之死，重於泰山，與日月同輝，與山河共存。第六段也用對比手法，但以“由是觀之”領頭，表明它與第五段不是機械的並列關係，而是由此及彼、層層深入的關係。“是”是一個指代詞，指代第五段所論述的事實。從第五段所論述的事實看來，仗義而死與苟且偷生，其社會意義判若霄壤。作者以飽含諷刺的筆墨，揭露了“今之高爵顯位”為了苟全性命而表現出來的種種“辱人賤行”，提出了一個問題：這種種“辱人賤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輕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輕如鴻毛；仗義而死，重於泰山。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在作了如上對比之後，作者又從正反兩方面論述了“五人”之死所產生的另一種社會效果。從正面說，由於“五人”“發憤一擊”、“蹈死不顧”而挫敗了濁亂天下的邪惡勢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從反面說，“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應該指出：這不僅是就“五人”死後所得的光榮方面說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傑之流”的精神上所產生的積極影響方面說的。“四方之士”“過而拜且泣”，“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現了對“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們學習的崇高感情嗎?而號召人們向“五人”學習，繼續跟閹黨餘孽作鬥爭，正是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這篇文章題為《五人墓碑記》，歌頌“五人”當然是它的主要內容。但社會是複雜的，事物是互相聯繫的，要孤立地歌頌“五人”，就很難著筆。張溥在這篇文章中，與“五人”相對比，不僅指斥了閹黨，還暴露批判了“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縉紳”“高爵顯位”等等；與“五人”相映襯，不僅讚美了周順昌，還肯定了“郡之賢士大夫”。正是由於有了這一系列的對比和映襯，才充實了歌頌“五人”的思想內容，加強了歌頌“五人”的藝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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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墓碑記》作者張溥簡介
張溥（1602～1641），明代文學家。初字乾度，後字天如，號西銘。直隸太倉（今屬江蘇）人。崇禎進士，選庶吉士，自幼發奮讀書，明史上記有他“七錄七焚”的佳話。與同鄉張采齊名，合稱“婁東二張”。張溥曾與郡中名士結為復社，評議時政，是東林黨與閹黨鬥爭的繼續。張溥在文學方面，推崇前後七子的理論，主張復古，又以“務為有用”相號召。一生著作宏豐，編述三千餘卷，涉及文、史、經學各個學科，精通詩詞，尤擅散文、時論。代表作有《五人墓碑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