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周頌·雝》相同,《周頌·載見》也是寫助祭的,只是祭祀對象和描寫重點有所不同。《載見》的祭祀對象是武王,《毛序》謂“始見乎武王之廟也”朱熹《詩集傳》亦云“昭考,武王也”,後世諸家於此無異辭。按周時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為穆,則武王為昭,故稱昭考。因此,“載見辟王”的辟王便是成王。“載”訓始,助祭諸侯的朝見則在成王即位之時。成王是由周公輔佐即位的,只是名義或形式上的君主,實權則掌握在攝政的周公之手,諸侯助祭的隆重儀式當亦是周公一手策劃安排,其用意自然是讓成王牢記先王遺訓,繼承並光大先王遺業。周公極盡攝政之職,時時注意對成王的規勸乃至管教,《尚書》中的一篇《無逸》便是明證。諸侯“曰求厥章”,恐怕年幼的成王也無法應付,只能由周公作出權威性的答覆。舊說《周禮》為周公所作,法度典章他當瞭然於胸。如此看來,《載見》的祭祀對象與《雝》不同,祭祀時的背景也大不一樣。《詩經傳說彙纂》所說“一以顯耆定之大烈彌光,一以彰萬國之歡心如一”的祭祀目的,便道出了成王新即位的時局特點與急務。和《雝》所描寫的“肅肅”、“穆穆”的神態不同,《載見》重點在於描寫助祭諸侯來朝的隊伍,朱熹評之曰“賦”也。詩中“龍旂陽陽”四句,確實具有賦的鋪敘特點:鮮明的旗幟飄揚,鈴聲連續不斷響成一片,馬匹也裝飾得金碧輝煌,熱烈隆重的氣氛,浩大磅礴的氣勢,有聲有色;八方匯集,分明是對周王室權威的臣服與敬意。周頌中的許多祭祀詩,是只求道出目的,不惜屢用套語,絲毫不考慮文學性的,而《載見》卻安排了極為生動的鋪敘,在一般說來枯燥乏味的頌詩中令人刮目相看。這也足以說明,在有助於實現政治目的的情況下,統治者不僅不排斥,而且會充分調動積極的文學手段。詩的後半部分,奉獻祭品,祈求福佑,純屬祭祀詩的慣用套路,本無須贅辭,但其中“烈文辟公”一句頗值得注意。在詩的結尾用諸侯壓軸,這令人想起成王的新即位,而且是年幼的君王即位。古代歸根結蒂是人治社會;就臣子而言,先王駕馭得了他,他服先王,但未必即如服先王一般無二地服新主;就新主而言,也可能會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在最高統治者更換之時,臣下的離心與疑慮往往是同時並存,且成為政局動盪的因素。詩中讚揚諸侯,委以輔佐重任,寄以厚望,便是打消諸侯的疑慮,防止其離心,達到穩定政局的目的。可見,《載見》始以諸侯,結以諸侯,助祭諸侯在詩中成了著墨最多的主人公,實在並非出於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