駉
《駉》譯文
高大健壯的公馬，放牧在遙遠的原野上。高大健壯那些馬，有黑身白胯有白底帶黃，有一色純黑有黃中帶赤，駕車蹄聲陣陣響。魯君深思又熟慮，養的馬兒多肥壯。
《駉》註釋
⑴駉（jiōng）駉：馬健壯貌。⑵坰（jiōng）：野外。⑶薄言：語助詞。⑷驈（yù）：黑身白胯的馬。皇：魯作“騜”,黃白雜色的馬。⑸驪（lí）：純黑色的馬。黃：黃赤色的馬。⑹以車：用馬駕車。彭彭：馬奔跑發出的聲響。⑺思：語助詞。臧：好。⑻騅（zhuī）：蒼白雜色的馬。⑼騂（xīn）：赤黃色的馬。騏：青黑色相間的馬。⑽伾（pī）伾：有力的樣子。⑾驒（tuó）：青色而有鱗狀斑紋的馬。駱：黑身白鬃的馬。⑿駵（líu）：赤身黑鬃的馬。雒（luò）：黑身白鬃的馬。⒀繹繹：跑得很快的樣子。⒁斁（yì）：厭倦。⒂駰（yīn）：淺黑間雜白色的馬。騢（xiá）：赤白雜色的馬。⒃驔（diàn）：黑身黃脊的馬。魚：兩眼長兩圈白毛的馬。⒄祛（qū）祛：強健的樣子。
《駉》賞析
《毛序》云：“《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谷，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鄭箋云：“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孔疏云：“文公六年（前621），行父始見於經（《春秋》），十八年，史克名始見於《傳》（《左傳》）。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天子巡守，采諸國之詩，觀其善惡，以為黜陟。周尊魯若王者，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採。故王道既衰，變《風》皆作，魯獨無之。至臣頌君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序說之事實固如朱熹《詩序辨說》所稱“皆無可考”，但謂之“鑿矣”，則亦過甚其辭。據詩意，此篇系魯人歌頌魯君注重牧業，國以富強之作。朱謀瑋說：“魯政多矣，獨舉考牧一事，軍國之所重也。”（《傳說彙纂》引）此言能得其實。詩的作者古文經學家說是史克，今文經學家則說是奚斯。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云：“史克作頌，惟見《毛序》，他無可證。三家詩說皆以《魯頌》為奚斯作，……漢人承用皆屬奚斯……，史克見《左傳》在文公十八年，至宣公世尚存，見《國語》，奚斯見閔（湣）公二年（前660），故文公二年《傳》已引《閟宮》之詩。不應季孫行父請命於周之前，已有史克先奚斯作頌。”他指出的歷史事實固然不錯，但從年代上只可斷定史克不能作《閟宮》，說此篇《駉》亦非其所作，則缺乏說服力。《毛詩序》之說較有條理，在現有文獻不足證偽的情況下，不妨暫從毛說。此詩重點是寫馬，通過寫馬來讚頌魯國的國君魯僖公。詩分四章，可能與古代一車四馬的駕車制度有關。有人說“《禮》：諸侯六閒，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孔穎達疏）；也有人說每章各寫馬的一種品性，第一章是寫“馬之德”，第二章是寫“馬之力”，第三章是寫“馬精神”，第四章是寫“馬志向”（方玉潤《詩經原始》），這卻不免讓人感到穿鑿附會，四章中各種各樣毛色的馬都有，難道說“驪”一定是良馬、“駵”一定是劣馬？“彭彭”、“伾伾”、“繹繹”、“祛祛”與“臧”、“才”、“作”、“徂”這些形容詞（或動詞）也看不出與德、力、精神、志向有特定的對應關係。從結構上看，它每章除了第四、五兩句“有……有……”句式各具不同內容外，也就第六句末二字和第七、八兩句末一字不同，是典型的重章疊句體式，而各章所更易之字，也不像《國風》中的一些篇章那樣相互間有遞進或聯貫關係，而像《國風》中的另一些篇章那樣，聯章復沓只是為了取得一唱三嘆、餘音不絕的歌詠藝術效果。從詩的表現手法看，此篇儘管用的是賦法而沒有比興成分，但寫來跌宕有致，馬的形象既生動傳神，對魯君的頌美也點到即止，沒有過分的張揚，一切都溫而不火，流暢自然，這在《頌》詩中實不多見。全詩先將直接歌詠的對象群馬置於廣闊無邊的原野這一環境背景，且冠以“駉駉”這一表形態的疊字形容詞，這樣篇首就鼓盪著一種矯健強悍的氣勢。接著，“薄言駉者”一句略按，往下介紹馬的品種，馬的品種繁多正可作“思無疆（期、斁、邪）”一句的註腳，為下文的讚頌作了有效的鋪墊。“以車”云云，又以帶疊字形容詞的句子詠馬之善於駕車疾馳，與上文的“駉駉牡馬”句相呼應，而句中“馬”字不出現，疊字詞前後位置不同，又見出章法上的變化。最後，由寫馬轉為讚美魯君，但讚美魯君仍緊扣住詠馬，結尾一絲不苟。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篇的脈絡很分明，作者的寫作技巧很純熟。不妨說這是現存最早的專詠馬的詠物詩，後世詠馬之詩大致也是這樣從馬的形體（這在此篇中主要是通過寫馬的毛色表現出來）、馬的動勢、馬與人的關係這幾方面落筆的。作為詠物詩的雛型，它已顯得相當完美。一些讀者會有此疑問：這樣一首具有《國風》風格的詩，為何不在《國風》中？魯詩不稱《風》而稱《頌》，前引孔穎達疏實際上已作了說明，原因是魯為周公長子伯禽的封國，周室重視周公的功績，尊魯若王，天子巡守采諸國之詩以觀風，遂不及魯詩。從詩的歷史文化意義上說，此篇以牧業的興盛作為治國有方的一大業績，反映出那個時代對馬政的重視。據文獻記載，在周代的“六藝”中，就專門有“御”（駕馬車）這一藝，周穆王也有駕八駿遨遊天下四方的傳說。春秋中期，車戰仍是戰爭的主要手段，一輛兵車需四匹馬牽引，因此國家軍事力量的強弱，必然與馬匹數量密切相關，大國號稱“千乘之國”，良有以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馬政於是成為軍國要務，各國諸侯都十分重視養馬，這在《詩經》中也有所反映，如《鄘風·定之方中》就讚揚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而《魯頌》更是篇篇寫到馬，《駉》自不待言，《有駜》則詩題就是馬肥壯之貌，《泮水》有“其馬蹻蹻”句、《閟宮》有“公車千乘”句。在此篇中，寫到不同毛色的馬的品種有十六種之多，可見馴馬養馬這一業的發達。而考之典籍，以毛色定名的馬還遠不止這些。語言學家們認為：某一民族語言中哪一屬類事物的名詞特別多，就反映出此民族在該方面的知識特別豐富，與該類名詞有關的科學技術特別發達。中國上古時期牲畜命名的多樣化，正反映了畜牧業的高度發達，這也是中華民族可以為之驕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