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析一
《國風·周南·關雎》這首短小的篇，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據著特殊的位置。它是《詩經》的第一篇，而《詩經》是中國文學最古老的典籍。雖然從性質上判斷，一些神話故事產生的年代應該還要早些，但作為書面記載，卻是較遲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說，一翻開中國文學的歷史，首先遇到的就是《關雎》。當初編纂《詩經》的人，在詩篇的排列上是否有某種用意，這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後人的理解，並不認為《關雎》是隨便排列在首位的。《論語》中多次提到《詩》（即《詩經》），但作出具體評價的作品，卻只有《關雎》一篇，謂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在他看來，《關雎》是表現“中庸”之德的典範。而漢儒的《毛詩序》又說：“《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這裡牽涉到中國古代的一種倫理思想：在古人看來，夫婦為人倫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須以夫婦之德為基礎。《毛詩序》的作者認為，《關雎》在這方面具有典範意義，所以才被列為“《風》之始”。它可以用來感化天下，既適用於“鄉人”即普通百姓，也適用於“邦國”即統治階層。《關雎》的內容其實很單純，是寫一個“君子”對“淑女”的追求，寫他得不到“淑女”時心裡苦惱，翻來覆去睡不著覺；得到了“淑女”就很開心，叫人奏起音樂來慶賀，並以此讓“淑女”快樂。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詩經》的時代是對貴族的泛稱，而且這位“君子”家備琴瑟鐘鼓之樂，那是要有相當的地位的。以前常把這詩解釋為“民間情歌”，恐怕不對頭，它所描繪的應該是貴族階層的生活。另外，說它是情愛詩當然不錯，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愛情詩。這原來是一首婚禮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讚美新娘、祝頌婚姻美好的。《詩經·國風》中的很多歌謠，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娛樂功能，又兼有禮儀上的實用性，只是有些詩原來派什么用處後人不清楚了，就僅當作普通的歌曲來看待。把《關雎》當作婚禮上的歌來看，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也是喜氣洋洋的，很合適的，當然這首詩本身，還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態出現的。之所以如此，大抵與在一般婚姻關係中男方是主動的一方有關。就是在現代，一個姑娘看上個小伙，也總要等他先開口，古人更是如此。娶個新娘回來，誇她是個美麗又賢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說自己曾經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討新娘的歡喜。然後在一片琴瑟鐘鼓之樂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滿的婚姻就從這裡開了頭。即使單從詩的情緒結構來說，從見關雎而思淑女，到結成琴瑟之好，中間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來不易的東西，才特別可貴，特別讓人高興。這首詩可以被當作表現夫婦之德的典範，主要是由於有這些特點：首先，它所寫的愛情，一開始就有明確的婚姻目的，最終又歸結於婚姻的美滿，不是青年男女之問短暫的邂逅、一時的激情。這種明確指向婚姻、表示負責任的愛情，更為社會所贊同。其次，它所寫的男女雙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這是一種與美德相聯繫的結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雙重意義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說體貌之美和德行之善。這裡“君子”與“淑女”的結合，代表了一種婚姻理想。再次，是詩歌所寫戀愛行為的節制性。細讀可以注意到，這詩雖是寫男方對女方的追求，但絲毫沒有涉及雙方的直接接觸。“淑女”固然沒有什么動作表現出來，“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獨自在那裡“輾轉反側”，什么攀牆折柳之類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愛得很守規矩。這樣一種戀愛，既有真實的頗為深厚的感情（這對情詩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對於讀者所產生的感動，也不致過於激烈。以上種種特點，恐怕確實同此詩原來是貴族婚禮上的歌曲有關，那種場合，要求有一種與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稱的有節制的歡樂氣氛。而孔子從中看到了一種具有廣泛意義的中和之美，藉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視道德修養的人生態度，《毛詩序》則把它推許為可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的道德教材。這兩者視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處。古之儒者重視夫婦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在第一層意義上說，家庭是社會組織的基本單元，在古代，這一基本單元的和諧穩定對於整個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意義至為重大。在第二層意義上，所謂“夫婦之德”，實際兼指有關男女問題的一切方面。“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禮運》），孔子也知道這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要求。飲食之欲比較簡單（當然首先要有飯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緒活動要複雜、活躍、強烈得多，它對生活規範、社會秩序的潛在危險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論語》）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養，都首先要從男女之欲開始。這當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為合適，卻是複雜的問題，這裡牽涉到社會物質生產水平、政治結構、文化傳統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也牽涉到時代條件的變化。當一個社會試圖對個人權利採取徹底否定態度時，在這方面首先會出現嚴厲禁制。相反，當一個社會處於變動時期、舊有道德規範遭到破壞時，也首先在這方面出現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關雎》，它所歌頌的，是一種感情克制、行為謹慎、以婚姻和諧為目標的愛情，所以儒者覺得這是很好的典範，是“正夫婦”並由此引導廣泛的德行的教材。由於《關雎》既承認男女之愛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有要求對這種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於社會的美德，後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發揮，而反抗封建禮教的非人性壓迫的人們，也常打著《關雎》的權威旗幟，來伸張滿足個人情感的權利。所謂“詩無達詁”，於《關雎》則可見一斑。
賞析二
《關雎》是《風》之始也，也是《詩經》第一篇。古人把它冠於三百篇之首，說明對它評價很高。《史記·外戚世家》曾經記述說：“《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厘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又《漢書·匡衡傳》記載匡衡疏云：“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一般都是以《關雎》為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他們的著眼點是迂腐的，但對詩的本義的概括卻基本正確。問題在於它所表現的是什么樣的婚姻。這關係到我們對《風》的理解。朱熹《詩集傳》“序”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又鄭樵《通志·樂略·正聲序論》說：“《詩》在於聲，不在於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為其辭義之美哉?直為其聲新耳。”朱熹是從詩義方面論述的，鄭樵則從聲調方面進行解釋。我們把二者結合起來，可以認為《風》是一種用地方聲調歌唱的表達男女愛情的歌謠。儘管朱熹對《關雎》主題的解釋並不如此，但從《關雎》的具體表現看，它確是男女言情之作，是寫一個男子對女子愛情的追求。其聲、情、文、義俱佳，足以為《風》之始，三百篇之冠。孔子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此後，人們評《關雎》，皆“折中於夫子”(《史記·孔子世家》)。但《關雎》究竟如何呢?這首詩原是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三章八句。鄭玄從文義上將後二章又各分為兩章，共五章，每章四句。現在用鄭玄的分法。第一章雎鳩和鳴於河之洲上，其興淑女配偶不亂，是君子的好匹配。這一章的佳處，在於舒緩平正之音，並以音調領起全篇，形成全詩的基調。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統攝全詩。第二章的“參差荇菜”承“關關雎鳩”而來，也是以洲上生長之物即景生情。“流”，《毛傳》訓為“求”，不確。因為下文“寤寐求之”已有“求”字，此處不當再有“求”義，應作流動講。這是以荇菜流動從而比喻淑女的難求。“求”字是全篇的中心，通首詩都在表現男子對女子的追求過程，即從深切的思慕到實現結婚的願望。第三章抒發求之而不得的憂思。這是一篇的關鍵，最能體現全詩精神。姚際恆《詩經通論》評云：“前後四章，章四句，辭義悉協。今夾此四句於‘寤寐求之’之下，‘友之’、‘樂之’二章之上，承上遞下，通篇精神全在此處。蓋必著此四句，方使下‘友’、‘樂’二義快足滿意。若無此，則上之雲‘求’，下之雲‘友’、‘樂’，氣勢弱而不振矣。此古人文章爭扼要法，其調亦迫促，與前後平緩之音別。”姚氏對本章在全詩中的重要性分析最為精當。應當補充者，此章不但以繁弦促管振文氣，而且寫出了生動逼真的形象，即王士禎《漁洋詩話》所謂“《詩》三百篇真如畫工之肖物”。林義光《詩經通解》說：“寐始覺而輾轉反側，則身猶在床。”這種對思念情人的心思的描寫，可謂“哀而不傷”者也。第四、五章寫求而得之的喜悅。“琴瑟友之”、“鐘鼓樂之”，都是既得之後的情景。曰“友”，曰“樂”，用字自有輕重、深淺不同。極寫快興滿意而又不涉於侈靡，所謂“樂而不淫”。通篇詩是寫一個男子對女子的思念和追求過程，寫求之而不得的焦慮和求而得之的喜悅。這詩的主要表現手法是興寄，《毛傳》云：“興也。”什么是“興”?孔穎達的解釋最得要領，他在《毛詩正義》中說：“‘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所謂“興”，即先從別的景物引起所詠之物，以為寄託。這是一種委婉含蓄的表現手法。如此詩以雎鳩之“摯而有別”，興淑女應配君子；以荇菜流動無方，興淑女之難求；又以荇菜既得而“采之”、“芼之”，興淑女既得而“友之”、“樂之”等。這種手法的優點在於寄託深遠，能產生文已盡而意有餘的效果。這首詩還採用了一些雙聲疊韻的連綿字，以增強詩歌音調的和諧美和描寫人物的生動性。如“窈窕”是疊韻；“參差”是雙聲；“輾轉”既是雙聲又是疊韻。用這類詞兒修飾動作，如“輾轉反側”；摹擬形象，如“窈窕淑女”；描寫景物，如“參差荇菜”，無不活潑逼真，聲情並茂。劉師培《論文雜記》云：“上古之時，……謠諺之音，多循天籟之自然，其所以能諧音律者，一由句各叶韻，二由語句之間多用疊韻雙聲之字。”此詩雖非句各叶韻，但對雙聲疊韻連綿字的運用，卻保持了古代詩歌淳樸自然的風格。用韻方面，這詩採取偶句入韻的方式。這種偶韻式支配著兩千多年來我國古典詩歌諧韻的形式。而且全篇三次換韻，又有虛字腳“之”字不入韻，而以虛字的前一字為韻。這種在用韻方面的參差變化，極大地增強了詩歌的節奏感和音樂美。對《關雎》，我們應當從詩義和音樂兩方面去理解。就詩義而言，它是“民俗歌謠”，所寫的男女愛情是作為民俗反映出來的。相傳古人在仲春之月有會合男女的習俗。《周禮·地官·媒氏》云：“媒氏(即媒官)掌萬民之判(配合)。……中春(二月)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不禁止奔)；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關雎》所詠未必就是這段史事的記實，但這段史實卻有助於我們了解古代男女相會、互相愛慕並希望成婚的心理狀態和風俗習尚。文學作品描寫的對象是社會生活，對社會風俗習尚的描寫能更真實地再現社會生活，使社會生活融匯於社會風習的畫面中，從而就更有真實感。《關雎》就是把古代男女戀情作為社會風俗習尚描寫出來的。就樂調而言，全詩重章疊句都是為了合樂而形成的。鄭樵《通志·樂略·正聲序論》云：“凡律其辭，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作詩未有不歌者也。”鄭樵特彆強調聲律的重要性。凡古代活的有生氣的詩歌，往往都可以歌唱，並且重視聲調的和諧。《關雎》重章疊句的運用，說明它是可歌的，是活在人們口中的詩歌。當然，《關雎》是把表達詩義和疾徐聲調結合起來，以聲調傳達詩義。鄭玄《詩譜序》云：“《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