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思胡笳夕, 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 間道暫時人。司隸章初睹, 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 嗚咽淚沾巾。這首詩表達的是一種極致的感情。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乘隙逃出被安史叛軍占據的長安,投奔在鳳翔的肅宗。歷經千辛萬苦,他終於到達了朝廷臨時所在地(“行在所”),並被授予左拾遺的官職。他剛剛脫離了叛軍的淫威,一下子又得到了朝廷的任用。生活中這種巨大的轉折在心底激起的波濤,使詩人簡直不能自已。冒死來歸,“喜達行在所”,是應該高興的時候了,可是詩人仿佛驚魂未定,舊日在長安近似俘虜的生活如歷目前:“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淒涼”、“愁思”,那是怎樣一種度日如年的生活呵!倏而,詩人的思緒又回到了“今日”:“生還今日事”。今日值得慶幸;可是“生還”也只有今日才敢想的事啊!昨日在山間小路上逃命的情形就在眼前,那時性命就如懸在頃刻之間,誰還會想到“今日”!“間道暫時人”,正回味著昨日的艱險。詩人忽而又轉向眼前“中興”氣象的描寫:“司隸章初睹,南陽氣已新”。這兩句用的是漢光武帝劉秀重建漢室的典故,南陽,是劉秀的故鄉。劉秀把漢王朝從王莽篡政的逆境中恢復過來,不正如眼前鳳翔的景象嗎?中興有望,正使人欣喜至極。然而詩人卻“嗚咽淚沾巾”,哭起來了。這啼哭正是極致感情的體現,是激動和喜悅的淚水。從表面上看,這首詩的結構,東一句,西一句,似乎零亂而不完整,其實,藝術來源於生活,運用這種手法倒是比較適合表現生活實際的。詩人九死一生之後喜達行在所,感情是不平常的。非常的事件,引起的是非常的感情,表現形式上也就不同一般。在杜詩其他篇章中亦有這種情況。如《羌 村》,詩人寫戰亂與家人離散,生死未卜,突然的會見,使詩人驚喜萬狀:“妻拏怪我在,驚定還拭淚”。本來應該“喜我在”,生應當喜,怎么反倒奇怪了呢?說“怪”,說“驚”,說流淚,正是出乎意外,喜極而悲的情狀。這首詩也是如此。所以宋人范溫《潛溪詩眼》說:“語或似無倫次,而意若貫珠。”詩人真實地表達了悲喜交集,喜極而悲的激動心情。看來參差不齊,實則錯落有致,散中見整。詩人從變化中求和諧,而有理殊趣合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