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四始”,是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具體提出來的。他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他的話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據說又是來自魯詩之說。而作為毛詩學說思想體系的《毛詩序》,卻又僅僅把風、小雅、大雅和頌四種詩類作為“四始”。其實,自古以來雖然都講“四始”,而他們的說法又是眾說紛紜、讓人莫衷一是的。他們重視“四始”,實際代表了他們對整部《詩經》編輯思想體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詩的觀點,整部《詩經》,都是反映和表現王道教化的,所以鄭玄箋說:“‘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因此,每類詩的第一篇,當然就具有特殊的意義了。根據毛詩的解釋,司馬遷所說的四篇“始詩”都是贊“文王之道”、頌“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陰行善”,招賢納士,致使呂尚、鬻熊、辛甲等賢士來歸,並先後伐犬戎、密須、黎國、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於豐,作豐邑,奠定了周部族進一步壯大的雄厚的基礎。(見《史記·周本紀》)他在世時,雖然沒有實現滅殷立周、統一中原的宏願,但他的“善理國政”,卻使周部族向外顯示了信譽和聲威,為他兒子周武王姬發的伐紂興國鋪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終是一位威德普被、神聖而不可超越的開國賢君。《詩經》中很多詩篇歌頌、讚美他,是符合歷史真實的。《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禮記·祭統》:“夫人嘗禘,升歌《清廟》,……此天子之樂也。”《禮記·孔子燕居》:“大饗,……兩君相見,升歌《清廟》。”《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可見,它的意義已不只是歌頌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所以孔穎達疏說:“《禮記》每雲升歌《清廟》,然則祭祀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始。”然而,這篇“頌始”,到底是敘寫的什么內容,歷代的《詩經》學者的看法並不是一致的。《毛詩序》說:“《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也。”魯詩更直接說是“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引)而《尚書·洛誥》則說:“禋於文王、武王。”以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時用的歌舞辭,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現。可是鄭玄箋提出清廟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廟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徵而已。於是也就有人認為《清廟》只是“周王祭祀宗廟祖先所唱的樂歌”(高亨《詩經今注》),並不一定是專指文王。不過,從“四始”的特點來看,說是祭祀文王的樂歌,還是比較有道理的。至於是周公所作呢,還是周武王、周成王,甚至周昭王時所作,還是作於周成王五年或七年等等,一是史無佐證,二是詩無明言,所以也都只好存而不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