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析一
《飲馬長城窟行》屬樂府《相和歌辭·瑟調曲》,又稱“飲馬行”。歌的筆法委曲多致,完全隨著抒情主人公飄忽不定的思緒而曲折迴旋。比如詩的開頭,由青青綿綿而“思遠道”之人;緊接著卻說“遠道不可思”,要在夢中相見更為真切;“夢見在身邊”,卻又忽然感到夢境是虛的,於是又回到相思難見上。八句之中,幾個轉折,情思恍惚,意象迷離,亦喜亦悲,變化難測,充分寫出了她懷人之情的纏綿殷切。詩中所寫思婦種種意想,似夢非夢,似真非真。詩中所寫他家有人歸來和自己接到“雙鯉魚”、“中有尺素書”的情節,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一種極度思念時產生的臆象。剖魚見書,有著濃厚的傳奇色彩,而遊子投書,又是極合情理的事。作者把二者融合在一起,以虛寫實,虛實難辨,更富神韻。最令人感動的是結尾。好不容易收到來信,“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卻偏偏沒有一個字提到歸期。歸家無期,信中的語氣又近於永訣,這意味著什么呢?這大概是寄信人不忍明言,讀信人也不敢揣想的。如此作結,餘味無盡。
賞析二
秦王朝驅使千萬名役卒修築萬里長城,殘酷而無節制,使無數民眾被折磨至死。這段歷史,曾激起後代許多詩人的憤怒和感傷。而直接摹寫長城造成民間痛苦的詩篇,陳琳這一首,就現存的作品來說,要算是最早的。酈道元《水經注》說“余至長城,其下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詩的首句著題,也可以說點出環境特徵,第二句以“水寒傷馬骨”,渲染邊地苦寒,則難以久留的思歸之心已在言外。這個開頭既簡捷又含蓄。下文便是蘊含之意的坦露,一位役卒終於忍無可忍地對監管修築長城的官吏說:到了服役期滿,請千萬不要延誤我們太原役卒的歸期。從這個請求中,可以看出其歸心之切,也透露了“稽留”乃往日常有之事,甚至眼前已經看到又將“稽留”的跡象,若不如此,豈敢憑空道來。所以鍾惺“怨甚”(《古詩歸》二字評這句話,是很能發掘這話中之話的。。官吏回答說:官府的事自有期限,舉起手中的夯和著號子快乾吧!一派官腔,也是話中有話。只此兩句,氣焰、嘴臉,如在眼前。那役卒看此情景,聽此言語,也憤憤地回敬了兩句:男子漢寧可刀來劍去戰死疆場,怎能這樣窩窩囊囊,遙遙無期地做苦役呢!以上“三層往復之辭,第一層用明點,下二層皆用暗遞,為久築難歸立案,文勢一頓”(張蔭嘉《古詩賞析》)。“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如此“官作”,何時竣工?再加上如此官吏,更是歸期無望。也正因這樣,才造成“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古時凡婦人獨居者,皆可稱“寡婦”。兩個“多”字,強調地概括了廣大人民的苦難境遇。這四句詩,不脫不粘,似是劇中的“旁白”,巧妙地將希望轉至絕望,由個別推向一般,由“健少”而連及“內舍”,從而大大地開拓了作品反映的生活面。這對於了解人物的思想活動,乃其所產生的現實基礎,對於勾連上下內容,都是很重要的。“作書與內舍”,便是上述思想的延伸。“便嫁”三句,是那位役卒的寄書之辭。首先勸其“嫁”,而後交代她好好侍奉新的公婆,這無疑是希望她能得到新的融洽的家庭生活,最後還懇求她能常常念起往日丈夫(即役卒自己)。第一句,明確果斷;二三兩句,又從另一個側面顯示出其善良的心地,與難忘的情愛。這矛盾的語言藏著歸期無日、必死邊地的絕望。藏而不露,亦是為了體貼對方。“書”中三句,第一句為主,後兩句則是以此為前提而生髮出來的。所以妻子”報書往邊地“,便抓住主旨,直指丈夫出言粗俗無理,“今”字暗示往日不曾如此。語嗔情堅,其心自見,一語道盡,余皆無須贅言。“身在”六句,上役卒再次寄書,就自己的“出語”,與妻子的指責,作進一步解釋。頭兩句說自己身在禍難之中,為什么還要留住別人家的子女(指其妻)受苦呢?接著四句是化用秦時民歌――“生男慎勿舉(養育),生女哺(餵食)用脯(乾肉)。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拄”。其用意是以群體的命運,暗示自己的“禍難”,自己的結局。因此,前言雖“鄙”,亦出無奈,其情之苦,其心之善,郭不可察,何況其妻呢!妻子也確實理解了,感動了,這從再次報書中可以看出。她說:我自從與你成婚,隨後你就服役邊地,這種日子當然令人失望怨恨,但是,情願相連,兩地一心,這始終不變的。如今明知你在邊地受苦,我又豈能久於人間!雖己以死相許,但對丈夫的結局終不忍直言,只以“苦”字代之,既迴腸九曲,又言辭得體。 本詩採取了點面結合、以點為主的手法,詩中既有廣闊的圖景,更有具體細膩的描繪,兩者相互引發,概括而深刻地反映了“築怨興徭九千里”,所釀成的社會的和家庭的悲劇,顯示了作者駕御題材的能力。詩中人物的思想活動,均以對話的手法逐步展開,而對話的形式又巧於變化,這一點是深得前人稱讚的。譚元春說:“問答時藏時露,渡關不覺為妙”(《古詩歸》)。沈德潛說:“無問答之痕,而神理井然”(《古詩源》)。不僅如此,語言也很有特色,役卒對差吏的剛毅、憤慨之詞,和對妻子那種恩愛難斷、又不得不斷的寄語,都表現了感情的複雜性,和性格的豐富性;妻子那一番委婉纏綿而又斬釘截鐵的話語,則寫出了她純潔堅貞的深情;就是那差吏不多的兩句話,也活畫出其可憎的面目。如此“奇作”的出現,除了作者的才華與技巧之外,似乎還應該指出,它與詩人對當時連年戰亂、“人民死喪略盡”的現實的了解,對人民命運的同情與關注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那么本詩的現實意義,也是不可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