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摩此詩,可以看出這是一位感時傷亂者唱出的自我排遣之歌。全詩三章,每章均以推車起興。人幫著推車前進,只會讓揚起的灰塵灑滿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詩人由此興起了“無思百憂”的感嘆:心裡老是想著世上的種種煩惱,只會使自己百病纏身,不得安寧。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勞思焦慮、憂懷百事,聊且曠達逍遙可矣。詩的字面意義頗為明豁,問題在於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憂又是什么。對於詩歌的這一文本,讀者自可作出各種不同的解讀,因而歷來就有“詩無達詁”之說朱熹認為:“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詩集傳》)語頗籠統含混。今人高亨解此詩為:“勞動者推著大車,想起自己的憂患,唱出這個歌。”(《詩經今注》)陳子展稱:“《無將大車》當是推挽大車者所作。此亦勞者歌其事之一例”,“愚謂不如以詩還諸歌謠,視為勞者直賦其事之為確也。”(《詩經直解))按照以上說法,此詩為勞者直歌其事之作,則全詩當純用賦體,直陳其事。但通觀此詩,每章的首二句為興體,故姚際恆云:“此詩以‘將大車’而起塵興‘思百憂’而自病,故戒其‘無’。觀上下同用‘無’字及‘祇自’字可見。他篇若此甚多。此尤興體之最明者。”(《詩經通論》)朱熹在《詩集傳》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為“興”體,又將詩意理解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氏抓住此點攻朱說最能切中其失。姚氏云:“觀三章‘無思百憂’三句,並無行役之意,是必以‘將大車’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則為賦,何雲興乎?”姚氏概括此詩主題為:“此賢者傷亂世,憂思百出;既而欲暫已,慮其甚病,無聊之至也。”方玉潤《詩經原始》云:“此詩人感時傷亂,搔首茫茫,百憂並集,既又知其徒憂無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曠達聊以自遣之詞,亦極無聊時也。”姚、方二氏之論最能抓住此詩主題的實質。歌者當是一位士大夫,面對時世的混亂、政局的動盪,他憂心忡忡,轉側不寧,也許他的憂思不為統治者所理解,他的諫言不僅不被採納,反而給自己招來了麻煩,因而發出了追悔之詞、自遣之嘆,但是從中讀者仍能感受到他的憂世傷時之心。有理由推測,詩人選用推車為比興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輿指天子、諸侯,其來尚矣,那末以推車喻為國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則說:“這位詩人,可能是已經淪為勞動者的士。”(《詩經譯註》)這是因詩人以“大車”起興而作出的推斷,也可備一說。另一種對此詩的理解則由求之過深而走向穿鑿附會,這就是從毛傳到鄭箋、孔疏的那種解釋。《詩序》將此詩的主題概括為:“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眾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將”在此處意謂推舉、獎掖。鄭箋釋曰:“鄙事者,賤者之所為也,君子為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孔疏進一步分析:“無將大車”云云乃“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己。小人居職,百事不乾,己之所舉,必助憂之,故又戒後人。”如上文所分析,此詩當為士大夫因憂國之心不被君王接納而發出的牢騷怨嘆,而傳箋的作者卻以偷梁換柱之法將矛頭指向了所謂“小人”,似乎種種煩惱怨憤都是“小人”引起的。這樣一來,也就可以體現出所謂溫柔敦厚的詩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時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謂一語泄漏了天機。孔氏不得不承認此詩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卻竭力說明詩人主要是針對小人,“刺王”只是順帶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又《韓詩外傳》卷七討論“樹人”問題,述簡主(趙簡子)之語:“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之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接著即引此詩“無將大車,惟塵冥冥”之語作證。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稱:“大輿多塵,小人傷賢。”可見此說由來已久,流傳甚廣。南宋戴溪即已提出異議。他在《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中稱此詩“非‘悔將小人’也”,“下雲‘無思百憂’,意未嘗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塵自障,而無益於行,猶憂思心勞而無益於事也。世既亂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樹也,徒自損傷而已爾。”姚際恆在《詩經通論》中指出:“自《小序》誤作比意,因大車用‘將’字,遂曰‘大夫悔將小人’,甚迂。”這些都是突破傳箋陳說的真知灼見。此詩採用重章復疊的形式,在反覆詠唱中宣洩內心的情感,語言樸實真切,頗具民歌風味,因而雖列於《小雅》,卻類似於《風》詩。全詩三章卻又非單調的重複,而是通過用詞的變化展現詩意的遞進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興用“塵”、“冥”、“雝”三字逐步展現大車揚塵的情景,由掀起塵土到昏昧暗淡,最後達於遮天蔽日,詩人的煩憂也表現得愈加深沉濃烈。詩人以一種否定的口吻規勸世人,同時也是一種自我遣懷,在曠達的背後是追悔和怨嗟,這樣寫比正面的抒憤更深婉。讀者當可細加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