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桓晉文之事
[作者] 孟子及弟子 [朝代] 先秦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王笑而不言。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曰：“否，吾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曰：“可得聞與？”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
曰：“楚人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齊桓晉文之事》賞析
本文通過孟子遊說齊宣王提出放棄霸道，施行王道的經過，比較系統地闡發了孟子的仁政主張。這篇文章記孟子遊說宣王行仁政。說明人皆有不忍之心，為國君者，只要能發揚心中這種善端，推己及人，恩及百姓，就不難保民而王。文章通過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表現了孟子“保民而王”的王道思想和富民、教民的政治主張，也表現了孟子善辯的性格和高超的論辯技巧。他的主張，首先是要給人民一定的產業，使他們能養家活口，安居樂業。然後再“禮義”來引導民眾，加強倫理道德教育，這樣就可以實現王道理想。這種主張反映了人民要求擺脫貧困，嚮往安定生活的願望，表現了孟子關心民眾疾苦、為民請命的精神，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孟子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一是戰國時期，由分裂趨向統一，戰爭難以避免。孟子往往籠統反對武力，顯得脫離實際不合潮流。二是他的仁政主張完全建立在“性善論”基礎上，顯得過於天真、簡單。孟子的思想雖然有一定的價值，與當時的社會卻有很大距離，所以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