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劉禹錫 [朝代] 唐代
連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樓,適有所感,遂書其事為俚歌,以俟采詩者。
岡頭花草齊,燕子東西飛。田塍望如線,白水光參差。農婦白紵裙,農夫綠蓑衣。齊唱田中歌,嚶佇如竹枝。但聞怨響音,不辨俚語詞。時時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漠漠,煙火生墟落。黃犬往復還,赤雞鳴且啄。路旁誰家郎?烏帽衫袖長。自言上計吏,年初離帝鄉。田夫語計吏:“君家儂定諳。一來長安罷,眼大不相參。”計吏笑致辭:“長安真大處。省門高軻峨,儂入無度數。昨來補衛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
序說:“連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樓,適有所感,遂書其事為俚歌,以俟采詩者。”此詩有感而發,且借用俚歌形式,其目的在於明確表示詩人作詩是為了諷諭朝政、匡正時闕,等待中央派官吏來採集歌謠。采詩之說起於《詩經》,興盛於漢魏以來的樂府,是指中央樂府機構將民間詩作採集整理,一方面可以使這些優秀的民間詩作得以流傳,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統治者藉以體察民情。中唐新樂府詩雖然大都有意仿效樂府民歌通俗淺顯的風格,但像《插田歌》這樣富於民歌天然神韻的作品也並不多見。這首詩將樂府長於敘事和對話的特點與山歌俚曲流暢清新的風格相結合,融進詩人善於諧謔的幽默感,創造出別具一格的詩歌意境。詩中前六句可以作為一小節來看,用清淡的色彩和簡潔的線條勾勒出插秧時節春光明媚,農夫農婦插秧時整個田野間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而且詩人在工整的構圖上穿插進活潑的動態:岡頭花草嶄齊、燕子穿梭飛舞、田埂筆直如線、清水粼粼閃光以及穿著白麻布做的衣裙的農婦和披著綠草編的蓑衣的農夫,白裙綠衣與綠苗白水的鮮明色彩分外調和,傳達出一種樸素的人文美,也展示了自然生機的美與明媚春光的和諧統一。接下來的六句中,詩人進一步通過聽覺來描寫農民勞動的熱鬧景象。前一節的景物描寫可看作是一種靜態背景的鋪敘,而這一節則主要刻畫了人物的活動。詩人抓住農人的歌聲進行細緻刻畫,雖然詩人遠在郡樓之上,又加之農夫農婦們是以地方俚語唱和,必然使詩人無法辨清其詞,卻亦能欣賞其鏇律,這些歌雖然是俚歌,也纏綿柔媚、如琢如磨。“怨響音”是農民們在繁重勞動和艱難生活的重壓下自然流出的痛苦呻吟,但由於唱的人心境之寬,整個氣象是洋溢著歡樂與舒暢的。“時時一大笑,此必相嘲嗤”十分傳神,在農夫們一片整齊的哼唱中時時穿插進一陣陣嘲嗤的大笑,憂鬱的情調與活躍的氣氛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因而歌聲雖然哀怨,但並無沉悶之感。歌聲與笑聲渲染了濃烈的氣氛,傳達的情感感染了作為聽者的詩人。農民們毫無機心的歡樂與熱情毫髮畢現、洋溢筆端。詩人沒有描寫勞動時間的推移過程,而僅用“水平苗漠漠”一句景物描寫點明插秧已畢,使場景自然地從水田轉移到村落,處理得圓融機巧,不露生硬痕跡。以水田插完後“苗漠漠”的情景直接轉向墟里煙火,既表現了地點的變更,也將時間的推移顯現出來,時空轉換得巧妙無痕。並且詩人也將村落里富有生活氣息的情景,不著痕跡地展現出來,此間並未用新奇的語句,而是套用田園詩的一貫意象與寫法,令人有一種熟悉感。同時這種套用不是毫無創意的搬用,其中滲透了作者自己的觀察。同時,他在對村落描寫的過程中非常自然地引出了此詩的主人公——上計吏,將全詩前後兩部分對比的內容天衣無縫地接合成一個完整的場面。對上計吏的形象刻畫,也是始於對其衣飾的描寫,烏帽長衫的打扮同農婦農夫的白裙綠衣區分開來,不但顯示出上計吏與農夫身份地位的差別,而且使人聯想到它好像一個小小的黑點玷污了這美好的田野,正如他的庸俗污染了田間辛勤勞動的純樸氣氛一樣。上計吏自我介紹的一個“自”字、謊稱自己本生於帝鄉,巧妙地表現了上計吏急於自炫身份的心理,這些使他的登場成了與前半部分完全不和諧的音符。詩歌自上計吏出場後,便以他與農人對話的方式將詩的主旨緩緩道來。漢樂府詩以對話的形式敘述情節、表達感情的比比皆是劉禹錫借用這種古法與他反映時事、諷喻時政的寫作目的相得益彰。然淳樸的農夫並未屈媚於他的特殊身份,對上計吏的應酬頗含深意,一言揭穿了他的底細。“君家儂定諳”可謂快人快語,說明農夫知道上計吏本來也是出身於附近鄉村的,反駁了上計吏吹噓自己的謊話。“一來長安道,眼大不相參”刻畫了計吏自從當上小官、去過一趟長安後便自謂身份高貴、不認故人的作派。話雖是對“這一個”計吏而發,卻也概括了封建社會世態炎涼的普遍現象,揭示了官貴民賤的社會關係的本質。計吏沒有聽出田夫話里的諷刺意味,反而“笑”著致辭,仍極力炫耀自己。這一“笑”正顯出他的愚蠢。“長安真大處。省門高軻峨,儂入無度數”,活畫出尚未脫掉土氣的計吏鄙俗可笑的神情和虛榮淺薄的性格。然計吏的誇耀揭露出了朝廷賣官鬻爵的現象。“昨來補衛士,唯用筒竹布”是全詩諷刺的重點。既然計吏的姓名補入朝廷禁軍的缺額,只須拿出些筒竹布便賄賂得來,那么官職當然也可隨意買賣了,一個“唯”道出了官位的不值錢。“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這種推測既是計吏的自誇,也道出了詩人的憂慮——一個毫無見識,等同於農人的計吏憑藉微薄的付出,竟然可以作朝廷官員。但讓這話出自一個小小的計吏之口,則收到比詩人直接議論更強烈的效果。連計吏都覺得官價便宜,更可見出皇家衛士名額之賤,朝廷賣官鬻爵之濫,朝廷不看重能力,甚至連身份也不再看重,眼中唯有銅臭二字。全詩寫到計吏得意忘形地預卜自己將會高升的前途時便戛然而止。聽了這一席話農夫的反應如何,則讓讀者自己去想像,這就留下了無窮的餘味。這一段對話全用口語,寥寥數言,樸素無華,卻傳神地表現出農夫與計吏這兩個不同身份的人物不同的心理狀態和性格特徵,體現了詩人通俗活潑而又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語言特色。這首詩前面的寫景、後半部分巧借對話委婉傳達諷喻主旨,樸實簡練,繼承漢樂府緣事而發的優秀傳統,未及一語表達詩人的觀點,也沒有評論的陳述和激動的抒情,只有白描式的敘述,但諷諫的意旨已達,痛心的感情已然力透紙背。這首詩表情達意、深入淺出、題旨深遠,在詼諧嘲嗤中寄寓嚴肅的政治意義,以平凡真實的生活顯示深刻的主題思想,從藝術結構、敘事方式、細節描寫到人物對話都深得漢樂府民歌的真髓,但又表現出詩人明快簡潔幽默的獨特風格,因而以高度的思想藝術價值為中唐新樂府運動增添了光彩,是新樂府運動中的一株奇葩。
劉禹錫(772-842年),字夢得 ,晚年自號廬山人,漢族,中國唐朝洛陽(今河南洛陽)人。自言系出中山(今河北定州),其先中山靖王劉勝,又自稱“家本滎上,籍占洛陽”。近人卞孝萱則提出劉禹錫是匈奴族後裔,出生於嘉興的新說,據鄧聲斌先生考證其父劉緒遭遇安史之亂,舉族東遷定居彭城。劉禹錫為貞元九年(793)進士。初在淮南節度使杜佑幕府中任記室,為杜佑所器重。後從杜佑入朝,為監察御史。貞元末,與柳宗元,陳諫、韓曄等結交於王叔文,形成了一個以王叔文為首的政治集團。後任朗州司馬、連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主客郎中、禮部郎中、蘇州刺史等職,劉禹錫的最後一任是太子賓客,故後世題他的詩文集為《劉賓客集》。白居易贊其“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故劉禹錫又有有中唐“詩豪”之稱,是中唐傑出的政治家、哲學家、詩人和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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