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會破壞很多東西,而它首先破壞的是軍人自身的家庭生活。軍人尚未走到戰場,他們的妻子已經被拋置在孤獨與恐懼中了。她們的懷念不是一般的懷念,那永遠是充滿不安和憂慮的。等待出征的丈夫回來,幾乎成為她們生活中唯一有意義的內容。然而戰爭又總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一場正在進行的戰爭其必要性如何、能否被評判為“正義”,從事這場戰爭的群體和它的領導者,總是要勉勵群體中的成員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犧牲。國家給軍人以榮譽,使他們認為自己付出的努力和犧牲是值得的;這榮譽也會影響他們的家人——尤其是妻子,使她們認為家庭生活的破壞以及自身的痛苦都是有價值有意義的。因此,寫妻子懷念從軍的丈夫的篇,通常會包含兩方面的內容:為丈夫而驕傲——這驕傲來自國家、來自群體的獎勉;思念丈夫並為之擔憂——這種情緒來自個人的內心。《伯兮》就是典型的這種詩篇。詩一開篇,讀者看到一個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間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這裡轉用為妻子對丈夫的稱呼(所以譯作“大哥”),口氣中帶著親切感。——現代的歌謠還常見這種情形。這位丈夫值得驕傲的地方在於:一則他長得英武偉岸,是一國中的豪傑,同時也因為他非常勇敢,充當了君王的先鋒(由此看“伯”身份,當是貴族階層中的武士)。而驕傲的來源,主要恐怕是在後一點上。假如“伯”雖然長得高大英武,在戰爭發生時卻畏縮不前,妻子就沒什么可以公然誇耀的了。——其實,一般人所知道的光榮,也就是社會所認定的光榮,個人在這方面是沒有多少獨立判斷的能力的。轉入第二章,寫自從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頭髮——女性身體最富裝飾性的部分——零亂得像一蓬草。這後來成為中國古代情詩最典型的表達方法,如“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徐幹《室思》),“終日懨懨倦梳裹”柳永《定風波》),“起來慵自梳頭”李清照《鳳凰台上憶吹簫》)等等,不勝枚舉。這是以對女性的美麗的暫時性的毀壞,表明她對異性的封閉,也即表明她對丈夫的忠貞。不過,作為軍人的妻子,這種舉動還有進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婦女是不能上戰場的,因此妻子對從軍的丈夫的忠貞,實也是間接表現了對於國家的忠貞——這就不僅是個人行為,也是群體——國家的要求。試想,假定一個軍人在前方冒著生命危險打仗,他的妻子卻在後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東家串西家,哪怕並無不軌之舉,他也不能夠安心。這不僅對於家庭是危險的,對於國家也有極大的不利。所以,社會尤其需要鼓勵軍人的妻子對其丈夫表現徹底的忠貞。此詩不管是出於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婦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擬寫),這樣寫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後來杜甫的《新婚別》寫一位新娘對從軍的丈夫表示“羅襦不復施”,還要“當君洗紅妝”,好讓他安心上戰場,與此篇可謂一脈相承。然而,儘管詩中的女主人公算得上“深明大義”,她對自己的丈夫能“為王前驅”很感驕傲,但久久的盼待一次次落空仍然給她帶來巨大的痛苦。對於古代婦女來說,生活的全部內容、幸福的唯一來源就是家庭;家庭被破壞了,她們的人生也就被徹底破壞了。而等待從軍的丈夫,這與一般的別離相思是不同的——其背後有很深的憂懼。潘岳《寡婦賦》用此詩為典故,有云:“彼詩人之攸嘆兮,徒願言而心疼……榮華曄其始茂兮,良人忽已指背。”正是揭示了詩中未從正面寫出,而又確實隱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終不能歸來的憂懼。知道這一點,讀者才能真正理解第三、四兩章所描寫的女主人公的期待、失望與難以排遣的痛苦。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夠“忘憂”,因為這“憂”已經使她不堪負擔了。詩必須有真實的感情,否則不能打動人;但詩人的感情也並非可以盡情抒發的,它常常受到社會觀念的制約。拿《伯兮》來說,如果一味寫那位妻子為丈夫的報效國家而自豪,那會讓人覺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過來,如果一味寫妻子對丈夫的盼待,乃至發展到對戰爭的厭惡(這在事實上絕非不可能),卻又不符合當時社會的要求。所以最後它成為讀到的這個樣子:對親人的強烈感情經過責任感的梳理而變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與哀愁,但並沒有激烈的怨憤。由於此詩所涉及的那種社會背景在中國歷史上是長期存在的,所以它的感情表現也就成為後世同類型詩歌的典範。關於此篇的題旨,《毛詩序》解釋為:“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同“返”)焉。”意思就是:理想的政治不應該使國人行役無度,以至破壞了他們的家庭生活。實際所謂“刺”在詩中並無根據,不過作者所表達的儒家政治理想,卻是符合詩中女主人公的願望的。